“地铁丢书”展现了读书焦虑

近日，英国演员艾玛·沃特森将自己喜欢的书放在地铁的任一角落，并在书里夹有留言纸条，以此来推广地铁阅读和全民读书，在网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1月15日上午八点半，为鼓励人们在互联网时代多读书，分享阅读的快乐，演员黄晓明在北京开展中国版“地铁丢书”。除黄晓明外，诸多演艺界和文化界人士也在北上广等地的地铁上开展“丢书大作战”。中国版“地铁丢书”，一时在微信朋友圈里刷屏，网友纷纷表示要前去“捡书”。

不难想象，这样一场略带娱乐性质的活动，与书籍这种彰显文化气质的载体相结合，加之明星光环的加持，传播效应必然可观。活动确有积极意义，就如在浩瀚的水面丢下石头，虽不能掀起全面阅读浪潮，但激起的涟漪或许可以触动一些向往纸墨的心灵。值得玩味的是，这个活动在网络上引来了诸多吐槽。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一场秀，甚至是一种营销，还是山寨的国外创意，这倒应该考究一下。

无论是活动大张旗鼓地展开，还是网民对“作秀”“炒作”的质疑，都展现了这个时代的读书焦虑。尤其是中国早已在公共语境被定义为“礼仪之邦”“文明古国”，在当代却遭遇了“不读书”的现实尴尬。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第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7.84本，欧美国家年人均阅读量约为16本，北欧国家更达到年均24本。而在活动发起国英国，这一数字更是高达64。热闹的活动与严峻的现实一对比，自然免不了遭遇“有这工夫还不如去读书”的情绪宣泄。

读书与诸多公益号召不同，它并非是暗藏在角落不为人知，相反，中国人一直生活在“多读书”的规劝里。曾经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当代“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的标语，大概是每一所学校的标配。书籍在中国大体也不构成获得障碍，中国的书籍出版量早已是世界第一，价格在世界范围内也偏低。在这一大背景下，掀起一轮又一轮的读书号召，自然有观者疲劳，也深感无谓。

宋代文人钱惟演说过：“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读书早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相反，今天读书多少变成了一种“姿势”，用于向外人宣示“我是读书的”。正如每年的世界读书日，社交媒体常被修饰过的“亲切读书照”刷屏。读书成了文化格调的彰显，变成了“炫耀性消费”。不能说作出爱读书的姿态、大张旗鼓地举办活动都是虚伪的，或是一概贯之以附庸风雅的嘲讽。这只是展现了一种补偿性心里：正因为现实情境的过于冷清，造成了姿态展示的极端热闹。这其实是逻辑自洽的，对不读书的过度焦虑，造成了全民号召读书的文化景观。

读书是一件奢侈的事，如果说古代的障碍是教育、书籍的获得成本，在今天则是占据时间的机会成本。读书习惯，它必然地和功利意义相悖，正如中国学生从小就泡在书山题海里，在脱离了功利指向后却并没有形成广泛的读书习惯。阅读的意义，可能更指向人格的完满，而非具体问题的解决。南北朝时梁元帝藏书万卷，国破时却一举焚之，理由是“读书破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他的观点颇有代表性，但读书并不必然导向“成功”，而是指向“丰沛”。这种高级的精神需求在全民范围内的养成还需时日，过多焦虑也无用，缓解这焦虑的，唯有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