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晓光]作为纸文明传统的中国剪纸

五、剪刀的历史与古代早期剪纸的镂空技艺及形式发展

　　工具的发明与创造深刻的影响了文明的发展和不同文明事物形态的形成，古代民间的造物史也是造物工具的发明创造史。工具的改变与发展不仅影响了造物的文化特征，也在改变着造物约定俗成的方式方法，影响塑造、制约规范着造物之人的审美习惯，剪刀与剪纸的文化关联即如此。

　　目前国内考古发现的最早剪刀实物，是广州淘金坑西汉前期南越国墓葬出土的“交股式”铁剪，长12.8厘米，剪刀顶部是平头的。这种类型的剪刀并不适应于剪纸，只是适应日常生活一般剪切功能的实用性。杨毅在《中国古代的剪刀》一文中，根据考古发现的剪刀类型，以剪刀两股中部的连接方式，把出土的早期铁剪分为字型和“8”字型两类。10世纪之前，考古出土发现的中国剪刀基本是这两类剪刀，10世纪前中国确曾采用双股型式的器具，那是用来修剪蜡烛的烛剪，或称为烛铗。但这种钳子类的烛铗被专家认为成为双股剪刀之源可能性不大，中原地区出土年代最早的双股剪刀，出自洛阳涧西区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墓，辽代中前期还只能从个别的遗址中发现双股剪，而自11世纪初开始，考古发现的双股剪刀在现中国这一区域内数量明显上升趋势，到12世纪双股剪刀已经成为华北地区遗址中常见的器物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双股剪刀的早期发现地集中于辽、金等北方民族统治的区域，尤其是蒙古高原东部边缘与东北平原地区，而宋朝统治区域内只有广东深圳、河南方城以及福建福州等零星发现，发现的最早年代也是在北宋中晚期，这比内蒙古商都辽墓的年代晚了约100年。这一现象很有可能反映了双股剪刀技术更早出现于北方民族居住地区，之后逐渐从北向南传播扩散的历史过程。

　　陈巍认为双股剪刀的来源应该从整个欧亚大陆的视野来看，欧亚大陆出土文献中“不晚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10世纪，“U"形铁剪是西方世界最常见的剪刀样式，但双股剪刀在西方也很早就出现了，罗马时期存在的双股剪刀主要有两类，一类主要用来剪切金属，包括熟铁和红铜，以及树枝等硬物。另一类是烛剪，……”陈巍通过对欧亚大陆出土双股剪刀的考察，认为“中国目前年代最早的双股剪刀发现于契丹等北方民族居住的核心区域，即今内蒙古东部、辽宁、吉林等地。目前在辽、金、西夏等北方民族政权统治区域已经发现很多年代稍晚的双股剪刀。但在中原、华南等宋朝统治区域，相同时期的双股剪刀却很少发现。这说明双股剪刀是通过欧亚草原东部边缘进入古代中国东北地区，随即在辽、金版图内快速传播，并逐渐影响到中原、华南地区。

　　从造物科学史视角的剪刀研究，把剪纸工具不同时期的功能特点及相关使用信息发掘了出来，我们把这些因素对照于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剪纸实物，许多相关剪纸生成的基本问题突显了出来。首先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北朝至隋代四幅剪纸实物复原图看，折剪的方式应该是早期剪纸的重要方式，对称式纹样及多折的团花纹样已成为成熟的剪纸样式类型。不仅如此，我们再看丝绸之路沿途出土的所有剪纸实物，几乎所有的剪纸实物作品都涉及折剪的方式。多折式团花类型的使用也贯穿在10世纪之前近500的生活习俗之中。在这些出土发现的剪纸实物中，北朝至隋代的折剪团花纹样有鲜明的几何风格，剪纸的镂空刀痕偏直线，镂空的纹饰造型方正。这些几何风格与早期使用的交股式剪刀工具是有关系的。因为见不到真实的出土剪纸实物，我们无法判断剪刀在早期剪纸实物上的用剪痕迹。至唐代，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剪纸实物已经与今天的剪纸无太大区别，镂空的技艺已十分娴熟。但敦煌时期唐代的剪纸实物表现出很强的壁画绘画性，无论是剪纸中的鹿与佛塔，还是菩薩像和忍冬纹与梅花形纹的幡，以及彩色纸花，剪纸的造型风格都表现出与敦煌壁画及敦煌图案纹饰相似的形式特点。从出土的唐代交股式剪刀来看，不仅剪刀制作工艺精制了许多，剪刀的材质也丰富起来，出土了铜制与银制的剪刀。

　　宝鸡陇县原子头遗址墓葬群出土的唐墓陶塔式罐上的四幅团花类型剪纸，表现出质朴、淳厚、饱满的剪纸形式风格，已形成成熟的剪纸折剪程式，折剪镂空的手法与大量月牙纹的运用，体现出鲜明的剪纸语言特征。此时的剪纸已有别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中北朝剪纸的几何风格，剪纸的纹饰镂空完全以圆润流畅的弧线为主了，手法与风格和今天的剪纸已完全一致。原子头唐墓陶塔罐上的剪纸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此时不仅剪纸的镂空技艺实全成熟，原子头遗址同时期唐墓出土的大量银箔饰片，同样表现出更为娴熟精湛的刻刀錾刻技艺。许多银箔饰片的艺术效果表现出比剪纸更为成熟的平面造型与镂空能力，这也是金属材质的錾刻工艺传统比剪刀技艺更为古老的原因。

　　古代最早的平面镂空艺术并不发生在纸的传统中，比纸更早的平面镂空发生在非纸材的古代陶器、玉器以及不同的金属材质上。根据已有考古材料推断，这些古代早期的陶、玉器物与金属材料的镂空借助了石和竹木工具透雕的手法，金属材料的镂空借助了凿刀与刻刀的雕凿，以及最早交股式剪刀的剪制。上海青浦出土的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的陶器，呈现了最早的器物镂空，同时期不同考古文化区域的陶器基本以彩绘或刻划纹的方式为主，陶体的非实用镂空也是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少有的装饰手法。崧泽文化影响了后续的良渚文化，我们在良渚遗址反山十五号墓发掘出土的“玉冠状器”上，看到了更加成熟的玉器透雕镂空。彩绘、刻划、透雕与镂空，是早期古代艺术常用的手法。河南郑州商代墓葬出土的镂花夔凤金箔薄片，显示了金属材料雕刻镂空技艺的高度成熟，我们可视其剪纸艺术在公元前16世纪的远祖形态。在以纸为主体材料的剪纸未形成之前，非纸材料上的镂空、刻花工艺已有十分成熟的发展，并创造了辉煌的工艺成就。非纸材镂空承载的纹饰谱系，蕴含着久远的历史文化积淀，这些纹饰传统也为剪纸纹饰谱系的形成、发展与普及奠定了深厚的象征叙事基础，以及平面镂空实践的技艺经验。陕西省兴平县汉武帝茂陵南侧汉墓中发掘出土一组金箔剪刻的飞禽走兽与云气纹样，造型更加精巧生动，与剪纸手法已十分相似了。汉代鄂尔多斯青铜器也显示出草原文化镂空艺术传统的特点。陕西省宝鸡陇县原子头遗址中唐代墓M22出土的银箔猎人和诸多祥禽瑞兽、花枝饰片，达到了很高的剪形与镂空工艺境界。

六、剪纸的纹饰谱系及其图形叙事

　　考古发现的剪纸主要使用于丧俗及佛事活动，出土的剪纸实物使我们看到剪纸的生成依附于日常民俗生活和信仰活动，剪纸是一种生存情感的载体，是生与死、人与神事项的情感叙事。因此，围绕着生存与信仰需求的多样化，剪纸也形成了与之匹配的纹饰谱系，这在今天各地的剪纸田野调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考古发现的剪纸纹样因为零散，形不成完整的谱系，但我们仍可看到纹样的一些类型。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剪纸纹样有：菊叶、菊花、对马、对猴、七人排列、锯齿纹。敦煌莫高窟发现的纹样有：塔、法轮、刹杆、水涡纹背光菩萨、持幡菩萨、圆形纸钱、忍冬纹、梅花纹、联珠纹。陕西宝鸡陇县原子头遗址遗址唐墓中出土的剪纸纹样初步判断为：忍冬纹、菊花、月牙纹、半弧形锯齿纹。

　　这些从南北朝至唐代500年间剪纸实物遗存的发现，呈现出一个成熟的剪纸形态，不仅仅是在剪纸的技艺上体现出剪纸手法的成熟，并发展为今天传统剪纸的艺术程式，同时，所有出土的剪纸与日常生活的关联，反映出剪纸一定的文化功能和使用的普遍性，说明剪纸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个独立的文化物种。更为重要的是发现剪纸的区域都在丝绸之路沿线重要的古代城市遗址地，这并不是偶然的。如此久远超过千年的剪纸实物遗存，使我们认识到，无论剪纸是否发源于丝绸之路的区域，古代剪纸在最初的生活使用中，已经传播至丝绸之路的中国西部地区。早期剪纸受到了丝绸之路西来佛教文化的影响，这是一个理解剪纸文化传统应该关注的事实，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剪纸实物是重要的例证。和剪纸同时发掘出土的其他考古资料，会支持我们更深入的了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融合，支持古代早期剪纸的文化研究。

　　剪纸的图形叙事，紧密结合相关的口传文化传统，剪纸图形的生成是一定文化思维的产物，许多图形的名称与内涵也和口头语言紧密关联。口头语言是日常生活的基础，语言记忆着生存与信仰的诸多事实，所以，维特根斯坦说：“一个词的意义就在于它在语言中的用法。”与哲学研究相似的是，一个纹样图形的意义同样在日常语言的解释中。口传文化的语言中记忆保留着图形符号最原始的词根，方言和民族语言是纹饰图形的活字典。从某种意义讲，民间的纹样是思维观念与语言的产场，视觉只是一种呈现的表相，所以，单一的视觉判断很难发现遮蔽隐喻在口头语言中的文化秘密。

　　用图形表述语言与思维的观念，是人类早期文化的普遍现象，但进入文明时代，语言的成熟表达形式由文字替带，文字与书写成为交流的重要渠道与方式。但在很少使用文字的乡村和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地区，图形符号的使用仍然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情感叙事方式，这也是诸多艺术类非遗类型流传至今的因素之一。在文字产生之前，图画记事的历史是很早的，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在原始时代的石器刻划纹；在原始彩陶及岩画上都遗存着大量的图形符号。《易经·系辞》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古人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包含着原始的类比思维和兴象思维，也使最初的图形创造充满了隐喻的创造。原始艺术的图像并不是单一视觉的产物，它是原始思维和原始宗教观念的产物，正如黑格尔在其《美学》第2卷中所言：“只有艺术才是最早的对宗教观念的形象翻译”。原始艺术的图形符号即不来源于视觉审美的需求，也不是单一的生存实用，原始艺术的生成包含着艺术发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即围绕着原始生存信仰的宗教情感需求，这不仅是原始艺术，也是原始文化生成的核心因素。今天，我们在不同民族的民间艺术传统中，可以看到信仰的生命功利性仍然是文化传承的内驱力之一。

　　赵沛霖在《兴的源起——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一书中，对古代诗歌的源起进行了探源性梳理，原始的诗歌是口头语言的产物，也是原始生存的原初文化创造。赵沛霖把比兴思维作为原始诗歌发生学意义上的原始文化思维，发掘了古今文献田野中原始动植物图腾崇拜的历史，以及从口头诗歌向汉字诗歌发展的历史。比兴思维的研究，揭示了口头诗歌时代原始思维的非逻辑情感特征，这使原始艺术具有了超越物象的形而上的精神功能，这是原始诗歌的特征，也是原始图像的特征。原始的比兴思维创造了原始的艺术形象，这类形象的思维就是人与自然最初的观看、想像与生存心智的真实反映。

　　剪纸作为不同民族生活中最具普遍性的文化物种，由于其历史积淀的深厚与久远，剪纸的活态文化传统中承载了久远的文化基因，这在不同民族剪纸的纹饰谱系及图形叙事中有鲜明的体现。 

（本文原载于《文化遗产》2018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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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