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廖杨 来源于：中国民俗文化网
台湾汉族是从大陆移居过去的，或者说是大陆移民的后代。大陆向台湾移民，历史上以闽人居多，闽人中又以泉、漳两府为最。“台湾之人，闽、粤之人也，而又有漳、宋之分也”。（注：连横：《台湾通史》（下），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13、405页。）他们移居台湾大概可以分为三次：第一次是在明天启年间，以颜思奇、郑芝龙为首的海上资本集团占据台湾北港时，正值福建大旱，泉、漳两府贫民大量入台，当时不下三千人；第二次是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实行军屯，广招移民，又有许多福建贫民入居台湾。除郑氏军队外，新增移民二、三万人，使台湾汉族移民增至10～12万人，与土著居民人数差不多；第三次是1683年郑氏政权结束，清朝统一台湾后，实行开发垦殖，又有许多大陆居民入台。嘉庆十六年（1811年）时台湾人口已达1901833人。在向台湾移民之中，福建人（主要是闽南人）占绝大多数。据统计，1926年台湾总人口为3751600人，其中福建籍3116400人，占83．07％。闽人渡台，为求一帆风顺和开垦成功，大多数人都随身携带在家乡崇祀的神像或香火之类的圣物。平安到达目的地后，便将小神像或香火挂在田寮或供于居屋、公厝等处，朝夕膜拜，祈求神灵护佑。到了台湾之后，他们就把随船而来的神像供祀于庙宇中，这就是台湾民间宗教信仰中最普遍受供奉的是妈祖之原因。由于台湾与大陆之间存在着人缘、地缘和神缘等方面的密切关系，它的民间文化多自大陆传来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而产生，其中又多具有闽南及广东一带的风格，这大概是因为台湾汉族居民多来自这些地区的缘故。总的看来，台湾的妈祖文化是伴随着闽粤人渡台而东渐的。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对妈祖的封赐褒扬，使妈祖女神由地方神灵逐渐成为主宰人间的神灵，加速了它在港澳台地区的形成与播行。
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给事中路允迪出使高丽，海上遇险，以为妈祖“神助”方能平安回国，于是上奏“神功”，帝赐“顺济”庙额，是为妈祖首次得到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褒封。南宋偏安后，对妈祖更是一封再封。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以郊典封灵惠夫人”。淳熙年间（1174—1189年），又“赐爵以妃”（注：《福建通志·坛庙》。）。
元朝商业繁盛，海外交通发达。元政府虽设专职官员管理海运，但当时海运风险仍然很大。元朝统治阶级利用妈祖护海，以求完成海上漕运任务。至元十五年（1278年），加封大妃为“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又改封“南海明著天妃”为“广佑明著天妃”。元代封赐妈祖共9次，其中5次与保护漕运有关。
明朝统治阶级对妈祖的崇奉与利用更甚。洪武五年（1372年），封妈祖为“孝顺纯正孚济感应圣妃。”明成祖朱棣于永乐七年封妈祖为“护国庇民灵应弘仁普济天妃”，并规定“岁以正月十五日及三月十三日遣官致祭”；又于永乐十四年御书碑文镌立《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于龙江天妃宫。（注：《明成祖实录》卷61。）
清朝统治阶级为利用宗教实行愚民政策而大肆宣扬妈祖灵应。康熙十九年，闽浙总督姚启圣奏封妈祖为天上圣母。康熙二十三年，清朝出兵台湾，施琅以为妈祖相助，遂“请礼部致祭，敕建神祠于原籍，纪功加封天后。五十九年编入祀典”。（注：李元春：《台湾志略》卷1。）雍正四年，御赐“神昭海表”匾额，悬于台湾、厦门和湄洲。雍正十一年，又赐“锡福安澜”匾，并“令沿海各省一体奉致祭”。（注：转引自林家恒：《妈祖信仰的对外传播》，《文史知识》1997年第8期。）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褒扬妈祖灵应的目的是宣扬君权神授以惑人心，巩固其封建统治。清人陈云章在《湄洲谒天后宫》中写道：“宣和赐号庙貌古，淳熙以后难悉数。或称夫人或称妃，我朝封号恩尤普”，这便十分明了地陈述了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对妈祖的褒扬。据统计，自北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至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妈祖共被褒封59次，封号达66字之多，成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赞顺垂慈笃佑安澜利运泽潭海宇恬波宣惠导流衍庆靖洋锡祉恩周德普卫漕保泰振武绥疆嘉佑天后之神”。同时还被御赐庙额4次，甚至列入国家祀典。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出于自己的统治目的而对妈祖大肆封赐褒爵，使之更为神化，这无疑会加速着妈祖文化在港澳台的形成与播行。代表封建社会大传统的统治阶级文化虽与代表乡民或俗民的小传统文化有所不同，但它们却是相互影响、互动互补的，“大传统引导文化的方向，小传统却提供真实文化的素材，两者都是构成整个文明的重要部分。”（注：《太仓州志》卷10。）（注：李亦园：《人类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296、295、296、144、145、157页。）因此，作为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港澳台的妈祖文化不可能不受到封建统治阶级大传统的影响。
历代文人儒士对妈祖女神的积极鼓吹与颂扬，又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妈祖的神异成分，成为妈祖信仰在港澳台形成与播行的助推力。
宋代妈祖信仰形成后，历代文人儒士和达官贵人对妈祖歌功颂德、褒扬有加。撰于延佑二年（1315年）的《昆山灵慈宫原庙记》说：“今夫轻舟单舸，以行江潮，尚有风涛不测之虞。”“当其霾噎敛藏，天宇澄穆，然犹奋击震荡。若乃纤云召阴，劲风起恶，洪涛腾沓，快风吹撞，束手罔措。……千夫怖悚，命在顷刻。于是，吁呼天妃，应答如响，光景赫然见于樯端，而船中之人如婴之睹怙恃矣。”（注：（宋）黄公度：《知稼翁文集》卷5《题顺济庙》。）宋绍兴八年（1138年），状元黄公度在《题顺济庙》中写道：“枯木肇灵沧东海，参差宫殿翠晴空，平生不厌混巫媪，已死犹能效国功。万户牲醑无水旱，四时歌舞走儿童。传闻利泽至今在，千里危樯一信风。”（注：（宋）黄公度：《知稼翁文集》卷5《题顺济庙》。）宋人吴自牧亦述“其妃之灵者， 多于海洋之中，佑护船舶，其功甚大。”（注：（宋）吴自牧：《梦梁录·外部行祠》。）尽管妈祖传说虚无缥缈，但由于文人的褒扬和达官显贵的倡导，妈祖传说“上达天听”，下入民心，因而极大地促进了妈祖文化在港澳台地区的形成与播行。
妈祖受到民间和朝廷的特别崇拜，与她经常显灵和现身渡劫的传闻有关。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祭奉神灵的目的是祈求平安，他们关心的不是教义经典、教派教统等等，他们在乎的只是哪些神祗最能护佑平安降赐福祉，以及如何遵奉神祗的教谕以保证福祉的延续；对于上层士大夫或文人儒士而言，祭祀神灵则是一种仪式，“甚至是一种教化的工具或稳定社会关系的手段。这就是古来大传统与小传统之所以分歧之处”。（注：李亦园：《人类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296、295、296、144、145、157页。）但是，不论大小传统社会如何分野，亦不管他们祭奉神灵的目的是否相同，但他们在奉祀神灵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这就是港澳台汉族民间小传统甚至在远离大陆大传统的情况下仍然信奉妈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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