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庭硕] 论地方性知识的生态价值

　　永顺县发生山体滑坡的地段,是新生代强烈地质活动形成的重力侵蚀敏感地带,风化后的砂岩和页岩与石灰岩碎片混合成松散的泥石层顺坡堆积。这样的松散泥石堆积一怕上方重压,二怕下方地下水水位升高。前者会加大重力侵蚀的强度,诱发大面积的山体滑坡批；后者则会在基岩与泥石层之间形成滑动带,使泥石层山体更容易成片滑落。当地土家族对付类似特殊地带的传统做法包括四个要点:一,将这样的松散泥石层用作刀耕火种的烧畲地,或用作牧场,以便降低地表植被的自重,防止重力侵蚀强度加大,同时避免植被的根系将泥石层的表面连成一体,导致成片的山体大滑坡。二,对山谷底部的河流决不壅塞,而是就地取材用鹅卵石构筑低矮的半坝,引导流水绕过泥石层下缘,既避免流水切割泥石层,又巧妙地利用了流水的回流作用,将洪水季节携带的泥沙淤积在泥石层的下缘,以此提高泥石层的稳度。三,在泥石层的上方绝对禁止建立村庄及其他比较重的固定建筑,以免加大泥石层的自重,诱发山体滑坡。四,对那些已经松散的泥石区段,则不加维护,任其有限地自然滑落,甚至用人力促成其滑落,既做到有控制地减轻山体自重,又避免了泥石的突然滑落而造成灾害性后果。应该看到,这四项办法是对付大面积山体滑坡的最佳模式,是地方性知识独特价值的集中体现。若能延续上述做法,悲剧本来可以减少或避免。然而,近五十年来发生的事情,却背离了这些地方性知识的生态维护原则。

　　泥石层的上方,牧场陆续改作了固定农田,休闲烧畲地也陆续改成了固定农田,为了方便就地耕种,村民们开始在这里建筑临时住所,随着农田的落实到户,放牧不得不全面禁止。与此同时,由于这里土层深厚,气候温和湿润,不能开作农田的地段,以及弃耕后的农田和牧场,在得天独厚的自然背景下,迅速发育成繁茂树林。但是这里地势太高,生活水源不足,干旱季节难于久住。不就地居住耕种,投工太大,成本太高,做固定农田使用并不合算。国内粮食供应一旦宽松,村民们就陆续放弃这些边缘的耕地。一经放弃,不久就自然成林。到了全国退耕还林时,耕地全部放弃,人工种植树苗。几年后,整个泥石层顶部发育成了茂密的森林。乔木强大的根系把泥石层顶部3～5米深的松散泥石连成一个整体,随着乔木的生长,顶部整体自重与日俱增,泥石层头重脚轻的局面就此形成。在重力和风力的合作用下,笨重的顶部还以整体的形式,不断地震动下方松散的泥石层,整个泥石层与基岩的结合开始全面松动,造成山体滑坡的隐患。

　　由于这里的透水层太厚,基岩又向河床倾斜,位于泥石层下缘的村庄周围没有理想的打井位置。为了解决旱季用水的困难,村民们又在河床上修了个水库。饮水问题虽然得到解决,但却埋下了成灾的伏线。一方面水库提高了地下水的水位,使泥石层下部更加松软,并在基岩与泥石层之间形成一个滑动层。在重力的作用下,泥石层的下部开始沿着倾斜的基岩缓慢地下移，,整个泥石层的基础随之动摇。再一方面,水库修成后河水的流向发生了改变,不再绕过泥石层的下部边缘,而是直冲泥石层的根基,逐步切割了泥石层的基础。近年来兴建的公路、铁路又切割开泥石层,于是大面积的山体滑坡就在所难免了。总之,这是一次掩盖在自然灾害背后的人为灾变。人们在不经意中贬低了地方性知识的价值,忘记了土家族世代积累的生态智慧与技能,才遭到了大自然的无情报复。灾变中虽然殃及无辜,但却不能全部归咎于大自然无情。

　　利用地方性知识维护生态安全,在发挥效益的同时到底需要多大的投入,学术界一直没有人认真作过统计。其间的原因很复杂,一则,地方性知识总是与特定民族文化融为一体,作用于生态维护的具体投入由于无法剥离,也就难于加以统计。二则,这样进行的生态维护是一个无间断的持续过程,其间的投入与产出也具有连续性,致使统计取样的时段与范围用常规的办法难于界定,规范的数据也就无从获得。三则,这样的投入游离在有意识的政治、经济行动之外,因而从有意识行动的角度出发,很难注意到它的存在,也就无法加以统计了。四则,主持有意识的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人为了突出自己的成绩,不情愿看到这种客观投入的存在,致使在常规的统计中看不到地方性知识的生态维护投入。所幸的是,如下两个实例由于情况的特殊,地方性知识的投入可以得到突出的展现。在这两个实例中,常规的生态维护与地方性知识的生态维护起步时两种投入并存,其后常规的维护方法久不生效,或是工程量太大,由于难以实施而主动退出,任凭地方性知识去独立运作,致使地方性知识的生态维护投入变得可以直接估算。结果地方性知识的办法取得了全面的成功,两者投入的鲜明反差才得以体现出来。

　　贵州省毕节地区金沙县平坝乡是一个苗族山寨,由于对土地资源长期的不合理使用,导致了土地的石漠化。全乡70%以上的土地都是裸露的基岩,或是覆盖着碎石,乡民们只能在石缝中种植玉米和洋芋勉强糊口。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自从20世纪50年代原生植被遭到破坏之后,这里也曾多次植树造林,造林办法也是按照同一的模式,但因土地的高度石漠化,种下的树苗只有极少数成活,而且这些侥幸成活的树苗总难以长大,经过二三十年,这些残存的树依然只有1米多高,被人戏称为“老头树”。20世纪80年代后期,毕节地区为了贯彻实施“天保”工程和“长防”工程,特意邀请林业专家对该乡的林地做了评估。专家认定的结论相同,该乡现有林地是一片残林,必须实施全面更新,才能恢复达标的森林。他们要求将林地全面挖翻清理,移开碎石修筑保坎并填土建成梯土后,再行定植树苗。按照这样的规划,种植一棵树的代价需要数百元。贵州省省、地、县三级均无法筹集这笔巨额资金,也没有人敢于承包林地更新工程。这一残林更新工程也就一拖再拖地被搁置下来。

　　该乡乡民杨明生时任该乡党委副书记,主动要求更新残林建设家乡。他的条件仅是要乡政府为自己作保,批准他借贷一笔资金,暂时解决造林人员的生活困难。有关部门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自然顺水推舟让他带职造林。但是事情并不顺利,造林工程一开始,杨明生就与林业专家因意见不合而发生了争执。因为杨明生的造林办法对于林业专家来说,简直是闻所未闻,由于大家都没有把握,因而害怕他造不成林,还不了贷款。于是大家出于好心,多次出面劝阻,甚至不同意让他继续干下去。但杨明生却胸有成竹,依然硬着头皮干到底。

　　而今,杨明生所承包的残林更新任务已经全面完成,他确实在岩缝中种出了参天大树。[10]其造林办法的特异之处如下:一,既不清理林地,也不挖翻土壤,而是在已有残林中相继移栽野生的草本和藤本植物,作为以后苗木定植的基础。二,既不建苗圃,也不购买苗木,而是从周边已有树林中,选择林下的各种合适的幼树苗进行移栽。三,移栽时完全不清理定植点的原有植被,而是在灌草丛中直接开穴定植,树苗移栽后完全隐藏于灌草丛中。四,对原先无灌草的石漠化地段,则不惜工本移开碎石,或是人工填塞土壤,先撒播草种,或移栽灌木。待草类长大后,再定植合适的苗木。五,随着树木的生长,待树冠超过灌草丛后,才及时相继清理灌草丛,割去喜欢阳光的植物,留下耐阴的植物。而且仅仅割去植物的上半部,留下半米的残段,目的是让它们继续发挥截留水土的作用。六,割下的灌草和落叶不焚烧,与泥土混合后,填入低洼的石坑中,作为日后定植新的苗木基础。正是这套植树育林办法,遭到了专家的质疑,他们规劝杨明生不要白费力气,最后造林不成无法还清贷款。杨明生事后告诉我们:树与人一样,没有伙伴活不了也长不大。杂草灌丛就是树的伙伴,把它们清除之后,孤零零的树苗就肯定长不好。

　　杨明生取得成功之后,有关他的事迹报道频繁出现在各级报刊中，但撰文的记者却很少正面提到他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人们很少提到,他运用了自己了如指掌的地方性知识,更少有人指出苗族的传统生态技能在其中发挥了作用。而这些传统知识正集中体现于上述六项植树造林办法之中。苗族的生态技能是什么,杨明生可以总结如下:一,利用植物的残株落叶截留水土,富集可供林木生长的土壤,同时为日后定植的树苗提供庇护。二,从已有树林中移栽树苗,则解决了当地适用树种的汰选难题。三,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要领是,他的造林并不是一次性完成,而是分多次进行,凭借自然力不断优选出可以成材的植株来。四,整个造林过程并不局限于原先拟定的规划,而是顺应自然,与具体的自然背景相契合。因此,当地苗族的传统生态智慧就集中体现为对自然生态背景的认知和尊重,为树木找寻和营建适合其生长的最佳条件,而不是简单要求自然顺从人类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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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何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