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伦生 来源于：中国民俗文化网
［摘要］民间叙事研究主要通过民间流布的口传或书面的叙述文本，探讨不同于文人写作和官方主流意识的文化系统。研究这个系统不仅可以使叙事学理论得以扩展和深化，同时有助于了解一个地域或族群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个性。后者，在当前弱势族群向强势文化不断趋同的背景下，对于认识和寻求族群文化个性，重构多样化的文化生态，显得尤为重要。《布洛陀》作为壮族民间史诗，具有较高的民间文化叙事的原生性，对这样一个文本的解读，可以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个案。
［关键词］民间文化；叙事学；族群；布洛陀
［中图分类号］ I20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2(2005)01-0039-04
一、作为民间文化叙事一个范本的《布洛陀》
就文学而言，民间叙事研究主要通过民间流布的口传或书面的叙述文本，探讨不同于文人写作和官方主流意识的文化系统。这个系统由于叙述语言的历史传承，具有事件展开、因果承接、环境设定、人物关联以及语式结构等相对稳固的肌理。民间叙事包含着民间对于历史文化和生活见解的集体记忆。但是，民间叙事并非都是文学叙事，尤其是一些与宗教仪式和道德劝喻有关的民族民间史诗，无论是演述的功用、氛围，还是演述者、接受者身份，都与歌谣、故事等民间纯文学叙事有较大的区别，《布洛陀》与其他壮族民间故事、歌谣就有明显的区别。也正是这一点，我们认为，这一类作品更能体现民间叙事的文化本质。
以往的民间叙事研究更多仍侧重于文学（艺术）性的研究，从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到鲍曼（Richard Bauman）的“表演理论”，其对文学（艺术）性的关注，都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这当然是必要的。问题是形态学的研究，寻找的是结构和故事要件上的“同”，这无形中已经把民间叙事的文化差异进行了过滤。比较而言，“表演理论”将研究的内容从叙述文本扩展到文本以外的讲述者的动作、表情、语态，听众的反应与互动，讲述的情景等较大的活动空间，使民间叙事的研究具有了较丰富的文化意味。但表演理论的研究最终还是为文本内容的形成及其演变寻找更为具体而合理的解释。故事讲述的环境、氛围、制度及道德传统等不过是文本及其个性“存活”的土壤，仍不是叙事的文化个性，更不是族群文化个性本身，尽管它为民间叙事的族群文化解读提供了一条更为有效的路径。此外，“表演理论”关注的是民间故事的叙事，而民间故事无论在其内容形制还是讲述的程式情景方面，所能承载的族群文化内涵依然有限。《布洛陀》这样的作品，无疑能够为这一理论的运用和族群文化的解读提供一个大的空间。
显然，对民间叙事的文化解读，不仅仅是寻求族群众多文本的文化共性，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共性去了解不同族群的文化个性。民间叙事总会有它族群性和地域性的差异。产生于西藏藏族地区的《格萨尔》不同于流传在内蒙草原上蒙古族的《江格尔》，产生于桂西壮族的《布洛陀》也不同于神农架的《黑暗传》。这一方面取决于语言的通约及其使用的范围，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叙述事件或故事的地理、历史环境关联。某些特定的叙述方式和生活事件的因果结构必然产生于特定的语言和地理环境中。但对这些叙事作品的解读，只是注意到文本的内容和形式的流传、演变与这些因素的关系，显然是不够的。
从这个角度看，民间叙事的演变，就不仅仅是叙述文本这样一种文化表征符号的演变，而是隐藏着族群文化个性的演变。强势语言和文化的影响，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族群（尤其是无文字的族群）的民间叙事，使之逐渐趋同，最终导致文化多样性的丧失。新的不同族群、不同地域的民间叙事还会产生和流传，生生不息，向强势的语言文化趋同也是势在必然，而显示族群和地域文化个性的民间叙事将成为历史的陈迹，对于历史上缺乏自己的文字和经典的族群来说，这样的陈迹恐怕已无处追寻。
在这样的前提和背景下看《布洛陀》，它有着作为一个民间叙事范本的重要意义。虽然布洛陀作为壮族的始祖，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和宗族寻根热潮中有着日益广泛的影响，目前互联网上所能搜索到的有关“布洛陀”的信息就有5400多条，涉及旅游、文化、历史以及学术研究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据中新社2003年4月9日的报道，当天在广西田阳县敢壮山的祭拜布洛陀的活动，除来自广西百色田阳、田东、右江区等十几个县（区）的本地壮族民众外，还有来自美国、瑞典、越南、加拿大、香港、台湾、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各界人士，人数达10余万。①其影响面已可见一斑。但作为一个故事的文本的流传，《布洛陀》仍主要局限于桂西和云南文山州以及贵州与广西接壤的壮族聚居区。从目前出版的八卷本《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看，所收录的29个抄本，除一个出自云南文山州以外，其余基本集中在百色右江区、田阳、田东和巴马县，其地域性和族群性十分明显。虽然有抄本，但基本上属于口传文本的语音记录。相对通约的民族语言和通约程度较低的壮族土俗字（作为借用汉字加以改造的记音表意符号，同一个意思在不同的抄本甚至同一抄本中使用不同的字符记录，可见其并非是通约的），一方面使得布洛陀因其书面文本流传不广而使口传文本的广泛传播得以不断丰富；另一方面不同时期的抄本记录又使得这些口传文本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面貌；此外，从可知或可推测的抄本的抄写者身份看，多为当地民间的“布麽”，虽熟知汉文，但应不是运用汉文从事写作的文人，其抄写的宗教意识要比文学写作的动机明显。文人创作的较少介入，使布洛陀的唱本能够较好地保持壮族民间叙事的原生状态，也较真实地反映出民族民间的文化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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