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书充满阴阳制化的哲学思想

水书根据阴阳五行间的相生相克、相辅相成、平衡与非平衡、制约与
反制约等原理，来解释、分析、预测和干预对象。这是水书始终贯穿的哲学思想。

　　在水族社会的历史长河及生活的角落中都充满着哲学思想，其中以水书反映得较为集中。水书在传承发展的过程中，融入了不同时代的精神观念与文化成果，汇集了不同时代水族社会贤达的经验与智慧。

　　水书充满阴阳观念

　　水族社会充满着广博的阴阳观念，这种观念尤其体现在水书反映的水族习俗上：一是水书中的阴阳观念以民间常见的公母、男女、天地、日月的太阳太阴等直观的形象来表现。二是水书常将天干地支分为阴阳，如天干的阳干是“甲、丙、戊、庚、壬”，阴干是“乙、丁、己、辛、癸”，地支的奇数为阳支偶数为阴支，另外，水书会将这些阴阳进行排列组合。三是水书常与五行的金木水火土及九星的贪巨禄文廉武破辅弼等形成一种对立统一的形象思维模型。四是水书中有独立的《阴》、《阳》篇，其认为孤立的阴阳会招致贫穷疾病，人丁日渐衰竭。如有占辞说，“阴家住阴家，阳家住阳家，留下祖宗冷清的屋基。”“金家住金家，水家住水家，无片碗使用。”五是部分水书篇目有公母之分，并对吉凶进行表述。如《头》篇表达了命案多发，《涌恒》篇表达了安葬会出现重丧，《沙朋》和《堂华》篇表达了官灾口舌等凶祸，另外也有带来福泽的篇目，如《公壬辰》宜葬生父，《母壬辰》宜葬生母，福泽久长，富贵绵长。六是在水书中有彼此相克化生、消灾迎祥的“龙殇虎煞”条目。水书认为在水中丧命者犯龙殇，就应选择克龙的虎煞日辰安葬，反之亦然，方可杜绝后患的延续。七是水书认为祭祀祖宗时，奉献牺牲品的牲畜雌雄都与灾祸有关联。如违反水书《龙盆》戒律者，则会出现献祭公畜死女性，献祭母畜死男性的凶祸。另外，家畜还分为自养和购买两种，水书认为只有选择恰当的时空祭祀才能实现避凶纳吉的效果。八是在水书表述的巫术习俗中，有阴阳互为制化的思想。相传安葬如逢上《野贯》日辰，则葬女死男、葬男亡女。

　　特定因素促阴阳互相转化

　　在水族先民的观念中，精神世界中的神灵也是阴阳相伴、公母相配的。水族这种天人合一、阴阳对立统一的观念，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人们认为不论是大天地，还是小家庭，不论是虚拟的神灵，还是现实的男女，无不存在性别的划分，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和谐统一的一面。

　　这种阴阳制化，取决于特定时空环境中是否有某种因素能促使双方互相转化。这种因素或是天象，或是时空变化，或是人为因素的干预。水书通过潜意识的哲学思维，巧妙地把广博的阴阳观念与日月天地、人伦孝道、个人福运、家庭兴衰、事态吉凶变化等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思维架构和特定的识别判断模型。这些思维方式及巫术活动手段是建立在阴阳对立统一及互相制化的观念之上的，把人世间的现实带到虚幻的、人为设计的信仰世界中去，在今天看来似乎十分幼稚荒唐。

　　阴阳太极图是易学的本源标志，简洁的图式反映了万事万物生成及变化的哲理，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水书先生认为，太极图的产生源于卵崇拜。水族崇拜卵，认为卵是丰富的生命信息载体，卵卜是最高层次的占卜形式。在他们看来，阴阳的蛋黄与蛋白演绎变化出的无数生命与事物，吻合并形象地解读了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哲学理论。北宋哲学家邵雍对太极图的来源也有自己的解读，“先天《太极图》为伏羲所画，后天《太极图》为周文王所作。” “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图以寓其象数。而天地万物之理，阴阳始终之变具焉。”不过，这种说法道理深奥，一般人难以理解，还不如水书先生关于太极图源于卵崇拜那么通俗易懂。

　　水书习俗体现的阴阳观念、对立统一的实例令不少专家学者惊叹。北京地球村村长、奥运会环境专家、哲学教授廖晓义听到水书阴阳观念的实例之后，大为震惊：“想不到水书中的阴阳文化如此丰富多彩。或许水书是躲过焚书坑儒浩劫的文化遗存、文化孓遗。”廖晓义教授的这一观点与咸丰年间西南大儒莫友芝的观点吻合，均认为水书是先秦文字。

　　阴阳对立统一的规律，在水书的《九星诵读卷》中有更充分的反映。书中将九星循环组合，一正一反对比解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水书属于体系化的认识，它借助某种首尾一贯的因果体系，借助一定的框架来解释、预测和干预各种事物和现象。从这一层面来看，水书已经超出了零散的、非系统的描述性认识。

　　水书根据阴阳五行间的相生相克、相辅相成、平衡与非平衡、制约与反制约等原理，来解释、分析、预测和干预对象。这是水书始终贯穿的哲学思想。

　　我们探索水书的哲学思想，是从民族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认识其历史的合理性。水书在传承发展中，融入了不同时代的文化成果与精神观念，与《易经》一样都具有重要的文化借鉴作用。但是，如果完全照搬水书来解决现实问题，或许会犯经验主义、本本主义的错误。从水书的内容看，它把人世间诸多事象都纳入阴阳五行这一循环系统中，但并不能真正体现世界的无限多样性和层次性，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概念、原理、规律相去甚远。

　　(作者系贵州民族大学研究员)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7月6日第326期
【本文责编：思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