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深处的水家易经

　　3 水书渊源学界仍无定论

　　长期以来，水族地区通行汉字，水字并不记录水族社会生活和历史，新中国成立前民间仍保留有结绳记事的传统，因此专为巫事活动之用的水书一直在民间小范围秘密流传。据水书先生介绍，现存的水书没有他们自创的书籍，都是从上一代或上几代手抄、口传沿袭下来。那么，水书究竟从何而来?

　　关于水书渊源，民间有很多传说，最广为流传的是水族先祖“陆铎公”创造水书说。很多脍炙人口的古歌古谣，传诵着他的丰功伟绩。其中一首大意为：“陆铎最聪明，他通晓日月星辰。他写水书传后代，写的水书指引后代人。陆铎最聪明，他全懂生死术数，掌握运行的日月星宿，了解人间的善恶心肠，与门徒共创立了水书。”而这些仅为传说，不能作为学术依据，且古歌中没有表明创制的时间和地点。

　　直到莫友芝的《红崖古刻歌》提及水书，它才逐渐进入学者视野。莫友芝是晚清金石学家、目录版本学家、音韵学家和书法家，对古文字颇多研究，被尊崇为“西南巨儒”。他在《红崖古刻歌》注中，对水字有不足百字的评述，提出其“云自三代”、“初本皆从竹简过录”、“其声读迥与今异，而多含古音，核其字画，疑斯篆前最简古文也”。后人对此解读为，莫友芝认为水族文字来源于秦代以前的金文和竹简。虽然该文中并未有详细考据的记载，但这段文字对水书研究起到了导引性作用。

　　上世纪40年代以来，水族古文字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研究。岑家梧、张为纲、吴泽霖、何耀华、曾晓渝、蒋南华等一批学者，先后深入水族地区进行调研，从文字学、语言学、民族学、音韵学、天文历法等多角度出发，得出了不少独到见解。

　　1925年刊行的《都匀县志稿》这样描述：“水书，一称反书，大氐古篆之遗。”1942年，现代语言学家、音韵学家张为纲在《水族来源试探》一文中，认为水家之所以“鬼名”繁多，尊崇巫师，皆为“殷代文化遗留之铁证”。1943年，岑家梧等在水族地区考察后，对水字与甲骨文进行比较研究，亦明确在《水书与水家来源》一文中得出结论：“水书与古代殷人甲骨文之间，当有若干姻缘关系。”二者被认为是“首开水书系统研究的先河”。1993年，水族学者王品魁在《水书源流新探》中认为，水书源于《周易》。张振江认为，“水书非常可能出现于清代的初、中叶”。

　　曾晓渝在多年的水语研究基础上，对水字和甲骨文字形、字符及所记内容进行比较后认为，水字和殷商甲骨文差距很大，与较晚的金文也不相近，不宜把水字看做是古殷商文化的遗留，它的产生时间远远晚于甲骨文。

　　而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蒋南华同样基于水字和甲骨文字形、字符及所记内容的对比后，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水字是一种与殷商甲骨文、金文同根同源，却远远早于甲骨文、金文的古老文字。水书初创于帝喾高辛时代，发展、流播于唐虞夏商之初，在中国文字的发展史上曾经起到过上承“三坟”，中通“五典”，下启殷商甲骨文、金文的伟大作用。

　　到目前为止，对于水书的渊源，学界仍未有定论。但水书探源涉及水族语言文字、社会历史、天文历法、民族民俗、哲学思想、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无疑为水书及水族文化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对研究水、汉文化交流和中华古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感谢三都县委宣传部、荔波县档案馆和独山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对本次独家报道的支持和帮助)

　　链接：水家村寨寻觅水书古籍

　　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水族人口有50多万，90%居住在贵州省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荔波县、独山县、都匀市等地。

　　记者来到独山县本寨乡天星村，这里完整保留了水族较原始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寨子依山而建，房前屋后竹木林立，一簇簇干栏楼嵌在山坳里，错落有致。明晃晃的水田，耕作的水家人，犁田的水牛……水书就在这世世代代的宁静祥和中流传。

　　水族聚居区通行汉语，民间水族百姓多用水语交流。少数能读懂并使用水书的人，被称为水书先生。一般来说，只有水书先生家才有水书传承。

　　天星村的韦光荣是家传第十三代水书先生，很多学者慕名而来，考察其家藏的水书典籍。木箱子里的20多册水书抄本，破旧不堪，或书皮脱落，或被鼠噬，或缺页，据潘朝霖讲，民间水书古籍原件基本都是这样的状态。开本大小不一，大本有16开本大小，最小的只有巴掌见方。水书封皮上有该书名称、抄录者姓名及年月日。从封皮看，抄本年代跨度较大，有清光绪、咸丰、嘉庆年间抄本，有民国抄本，也有新中国成立后的抄本。

　　韦光荣拿出其中一本，从封皮可得知，是“光绪四年正月初十日”“韦顺杰”抄录的水书《正七》卷。他告诉记者：“韦顺杰是韦家先祖，《正七》是整个水书系统的‘头’，类似于基础工具书，读懂它，才能继续学其他卷本。”

　　韦光荣的水书收藏涉及面很广，有泛泛用书，如《玉石囊经》、《龙虎门反书》、《善龙正本》、《星宿》;也有门类很细的专用书，如《婚嫁卷》、《选婚之礼》、《媒八说合》用于婚嫁测算，《起造秘指》用于修建房屋，《採贼脚·累鬼》用来防强盗，《开山卷》用来选墓址，《杀牛部》为祭祖杀牛选日子，《锣鸣》是老人去世时鼓乐用书，《百宫之记》为看掌之用。此外，同一类书有更细的划分，如打井用书有很多，《八井生命大吉》(“井”的水语读音为“tan”)专为主人家本命年打井之用。

　　据韦光荣介绍，水书先生为村民服务，并不索取报酬，事后对方会送碗饭，或者用红纸象征性地包上与“6”有关的微薄报酬，如3尺6土布或3元6角钱。这一朴素传统延续至今。水族常用的3.6、36、360，被认为是吉祥的数字，一说与水历有关，一说为了纪念水书创始人陆铎公。

　　韦光荣家原有200多册水书，除捐给档案馆、赠给学者研究外，留下几十本家用。事实上，大多数水书先生家藏书寥寥，远不如韦家这么丰富。“文化大革命”期间，水书被定为“牛鬼蛇神”，大量水书遭没收销毁，被迫藏于田间山洞的水书，很多遭水渍、虫噬而腐烂，保存下来的极少。韦光荣家的200多本水书，藏在干栏楼底层顶棚上，才幸免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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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7月6日第3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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