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龙]论日本学者对敦煌古藏文禅宗文献的研究

　　发现于敦煌的《历代法宝记》，同样有藏文译本，日本学者也对此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汉文本《历代法宝记》在敦煌发现有8个写本（即S.516、1161、1776、5916，P.2125、3717、3727和日本石井光雄私藏1件）。这件文书又名《师资血脉记》、《定是非摧邪显正破坏一切心传》，宣扬以唐代成都保唐寺为中心的禅系为正统禅宗，由保唐寺无住弟子编纂而成。藏译写本有三件：即P.t.116、P.t.121、P.t.813。日本学者对该文书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小ｔｉáｎ＠①宏允的论著《西藏的禅宗和〈历代法宝记〉》、《古代西藏的顿门派（禅宗）流派》、《〈历代法宝记〉和西藏佛教》、《伯希和116号文书出现的诸禅师研究》[3]、《藏传达摩多罗禅师考》和冲本克己的论著《敦煌出土藏文禅宗文献研究（一）》、《敦煌出土藏文禅宗文献研究（二）》、《敦煌出土藏文禅宗文献研究（三）》。在三件藏文《历代法宝记》中，P.t.116号分为三节，内容是引用各位禅师的语录，常被冠以“无住禅师录”等名称。P.t.121和P.t.813号文书则被称作《七祖录》或《七祖禅录》而引用其内容。三件文书都未使用《历代法宝记》这个名称。对此问题，冲本克己推断说：“敦煌文献基本上都是写本，变换题目的事并不希奇”，“汉文《历代法宝记》成书于774年以后，此时中原和敦煌已经断绝了联系，《历代法宝记》直接传入敦煌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冲本指出应重视《历代法宝记》沿着“剑南—西藏—敦煌”的顺序传播的可能性，这也符合禅宗典籍向西藏本土渗透的事实[1]。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么，初期直接传入西藏的禅宗定是保唐宗或净众宗。

　　在P.t.116号藏文文书上，还有一部分无标题的内容，经过日本学者研究后拟定为《诸禅师语汇》[4]。冲本克己认为，该文书与P.t.813、821两个断片是同一个系统的写本。之所以给该文书拟名为《诸禅师语汇》，是因为上有16个人的禅语。16人当中，有无住、神会、摩诃衍等，多数禅师的名字还不能确定[1]，但该文书再次表明了在禅宗兴起过程中，较早地出现了语录式的著作。由于文书中有10多位用藏文书写的禅师的名字，弄清后必将对研究禅宗向西藏传播的问题起到推动作用。可惜的是目前研究还只停留在这个水平之上。

　　日本学者对藏译敦煌禅宗文献的研究对象，除以上内容之外，尚有P.t.818《卧轮禅师安心出家十功德》和P.t.635《降魔藏禅师安心法》。这两件文书均为残片，卧轮禅师和降魔藏禅师的名字在P.t.116号文书上均已出现，P.t.116号文书中还有《卧轮禅师看心法》（后述）。日本研究该文书者一致认为，这两件文书译自汉文禅宗典籍，但很难找到与该藏文文书相对应的汉文文献。笔者认为，这正是该文书的价值所在，因为它为汉地禅宗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二

　　众所周知，佛教传入西藏初期，在西藏著名的桑耶寺发生了渐门派印度佛教（瑜伽行中观派）和顿门派中国佛教（禅宗）之间的激烈辩论。此时，敦煌正处在吐蕃的统治之下。辩论发生后不久，作为顿门派代表参加辩论的当事人摩诃衍来到了敦煌，因此，敦煌留下了不少有关摩诃衍的文献。有关摩诃衍的汉文文献只有《顿悟大乘正理诀》(P.4646、S.2672)，其余均为藏文文书。这类藏文文书当然属于禅宗文献。日本学者对这类文书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经研究者录文、鉴定，确主为有关摩诃衍禅师的藏文文献有P.t.823、P.t.827、P.t.21、P.t.116、P.t.117、P.t.468、P.t.709七件。其中的P.t.823、P.t.827、P.t.21三件经原田觉、冲本克己、上山大峻等人考证，是敦煌汉文本《顿悟大乘正理诀》的藏译本，其内容只有汉文本的“旧问”部分。P.t.21上有《不观义》的题目，但内容则是《顿悟大乘正理诀》的提要。三件文书的个别内容为汉文本中所无，因此可以直接弥补汉文本之不足。这几件文书的译文，采取了新旧译语混杂使用的方法，这是什么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日本学者并未作出肯定的回答。不管怎样，这些直接关系桑耶寺佛教辩论的藏文资料，其价值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文章来源：国家文学信息网 2007年01月0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