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中华文明研究和成果转化传播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人民的社会生活是鲜活、多维、丰富的，作家对社会生活体验和理解的深度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高度。在这样的创作思想指导下，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创作了许多包含浓郁民族民俗特色的优秀作品，百岁高龄仍笔耕不辍的马识途先生便是其中一位。

正如四川大学李怡教授所言，马识途是位有张力的作者，成绩斐然。他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十分重视受众的要求，希望能够写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而不仅仅是抒发个人的胸臆。马识途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主要在我国的西南地区，对西南地区特别是四川的民风民俗极为熟悉。他的文艺作品中，尤其小说中所体现出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源于他孩童时就生活在极具四川风味的民俗环境中。吃火锅、坝坝宴以及“吃讲茶，断公案”的地方习俗，摆香案、请喝酒、烧纸钱的民间风俗，婚俗、丧葬、寿礼、祭祖等民俗活动，都深深镌刻在他的记忆中，成为他文艺创作中充满活力的血肉。而且，马识途注重将富有民族和地域特征的民俗材料，以“摆龙门阵”的叙述语风，运用于小说的内容和形式之中。他擅长将一些蕴含四川地域特色的意象、故事情节和叙述穿插在一起，不仅表现出浓厚的地域审美特色，还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思考。因此，从文艺民俗学角度对马识途先生的文艺创作进行研究，对进一步阐释其文艺作品是大有裨益的。

张旻昉的《文艺民俗学视野下的马识途创作研究》一书娴熟地运用目前国内文艺民俗学的研究成果，重点从文艺民俗审美这一视角切入，对马识途文艺作品的民俗书写进行学术观察。全书共分为四个章节，首先从文艺创作民族化问题阐述了文艺民族化与民俗审美之间的关系，揭示出马识途文艺创作民族化的审美价值；继而从民族审美心理结构、民俗意象、民俗结构及川味语言四方面论述了马识途文艺创作中的民俗表达。著作将马识途文艺作品中体现出的民族性格、民族审美趣味以及独特的民族审美情感活动与其深刻的民族精神联系在一起，分析蕴含其中的崇高美学风范，对读者理解民族精神和作品世界的构成提供有益帮助。同时著作还深入分析了马识途文艺作品中的民俗背景以及由民俗风物构建起的民俗生活画卷，阐释其中所体现出的民族情思。其中极富意味的是作者专章论述了马识途小说中的“茶”及茶馆，在茶趣、茶人之中展现了作者特有的民俗叙事视角，体现了民俗生活审美意趣。作者还将之与另两位川籍作家李劼人、沙汀笔下的茶馆加以对照比较，展示出不同的功能性主题意义。在内容分析之外，著作还重点聚焦到语言及结构形式上，对马识途文艺创作中的结构及情节设置、叙事语言及幽默讽刺的叙事风格等逐一赏析，揭示其“摆龙门阵”的语言风格，指出有别于其他四川本土作家的独特文化艺术特色。

张旻昉是系统研究马识途文艺创作的青年学者。她在《文艺民俗学视野下的马识途创作研究》中，从文艺民俗审美这一视角展开对马识途先生作品的剖析，视角独特。著作分析系统而深入，显示出作者厚实的理论积淀和广阔的研究视野。系统的文本细读更使得她在研究中能够对研究素材调度自如、信手拈来，与文艺民俗理论相互印证。文字表达严谨又不乏理趣，不失为一本适合马识途作品爱好者和研究者阅读的好书。

理论与文本的相向而行，是有助于形成中国特色的文本阐释路径的。这本学术专著的作者认为，就文艺创作本身而言，无论是厚积薄发，还是妙手偶得，都需要用心推敲、用情打磨，生动表现出创作者的理念、兴趣、情志等，在审美视角、叙述技巧、表现方式上彰显出应有的民族气派，而实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文艺作品本身是否建立在扎实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文艺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象符号，必须要有独特的标识性，否则就没有生命力。而这个所谓的独特的标识性，需要切实在民俗细节中进行挖掘和展示，唤醒读者的认同感，作品才会在经久不衰的口碑相传中，沉淀于历史的脉动与社会变革的底蕴中，成为经得起时间和人心考量的经典之作，甚至成为时代的精神坐标和民族的集体记忆。这样的观点我亦非常赞同。真正优秀而经典的文艺作品，绝非人云亦云、粗制滥造，甚至抄袭模仿、千篇一律，只写一己之悲欢，脱离大众也脱离实际环境。脱离了实际的无根之作，徒有文学之名，并无文学之本，失去了文艺形式应有的素质功能和艺术品格，缺乏文艺的原创性和创新性，更本质的是缺乏对人生价值及文化观的实践性表达，缺乏对广大人民大众的崇敬和对生活的热爱。这是我们从马识途等老一辈作家身上所感悟到的。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