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位阶下沉、社群认同吁求和多元情感缓释

1994年4月20日，中国实现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从此开启互联网时代。20多年来，互联网深刻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并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在具有相对架空感和间离感的网络空间发展出了颇具特色的青年亚文化，其风格和表现较之社会生活和传统文化发生了显著流变，与传统的文化秩序在冲突和共存间共同发展。

较低身份位阶作为一种保护机制

戴维·英格利斯在《文化与日常生活》中认为，各阶层惯习的特征来源于各阶层的社会条件，将由“本性”决定的日常行为归为文化现象的产物，社会等级被文化地镶嵌在身体中，并且部分地通过作为社会权力的身体的世俗行为，深刻地影响度过每一个平常日子的方式。其观点在皮埃尔·布尔迪厄基于社会阶层而定的身体技能观点上回收了一些，但依旧昭示社会条件对于惯习的重要引导。

前段时间，网上传播颇广的“成年人的崩溃只需一个瞬间”短视频引发诸多共鸣。对于青年群体来说，校园生活的印迹尚未完全淡退，而在社会生活中需要直面来自工作、家庭等各方面较大的压力，同时处于事业起步期的青年在生活中处于相对较低的身份位阶，在现实面前很容易陷入自我怀疑、濒于崩溃的负面情绪。没有哪个人能够在极度不确定和不安全感的心理状态下很好生活，对于单一个体来说，处于越大的人群，就越感到寂寞和孤立。面对众多境遇不同的他人，个体必须越来越退守到自身当中以便抵抗自身与他人社会条件的差距，就像鸵鸟、蜗牛一般，通过屏蔽一切来学会如何应对社会生活产生的诸多问题。在网络空间戏谑追求“躺平”、自嘲为“废柴”等，皆是通过自嘲行为将自己置于相对较低的一个身份位阶，以此获得片刻的缓解和宽慰，成为很多青年生活的常态。通过瞬间的宣泄和释放，即使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依然面临困境，至少在片刻得到了释放。而这种瞬间通过网络传播时，处于相同身份位阶的青年很容易产生身份认同和共情体验，在一定程度上，网络成为片刻逃离现实的“庇护所”，同时也成为情绪释放的理想空间。当自身的身份位阶与所面对的压力存在较大差距的时候，适当下沉身份位阶有利于自身的情感思想和实际情况相自洽，成为心理防线的重要保护机制。

早些年在中国互联网上，杀马特群体是极具争议的存在，较之于被教化和规训后更为周正的群体，五颜六色的长发、稀奇古怪的配饰、夸张浓艳的妆容，不仅是审美上的另类，同时也是文化上的另类。路易·阿尔都塞在《论青年马克思》一文中指出：“为了认识一种思想的发展，必须在思想上同时了解这一思想产生和发展时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必须揭示出这一思想的内在整体，即思想的总问题。”观察杀马特群体，并不能仅局限于其表征，而应放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城乡断裂的大环境中，作为杀马特的小镇青年，自出生之刻开始即被置于社会运作机制中，在社会中解决问题的通常方式的规制下，对其施以批判之外，我们更应看到五颜六色长发下的底色，他们在青春期有着同样的迷惘、期待与躁动，只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表达出来。在社会学家乔尔·查农看来，社会不平等并不是社会苦难的唯一起因，但是它在解释这方面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这些不平等源于社会模式自身，从而是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内在的一部分。社会模式通过多种方式教导并加强社会文化，使之成为一种很重要的保守力量，就像很多人从小被灌输“只要肯努力工作，就能爬到顶层”一样，人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接受了教化，也接受了在社会生活中的定位。但在教化相对缺位的小镇和乡村，当小镇青年遇到社会化存在缺口的网络空间，他们难得地发现有一个地方可以拒绝接受被给予的定位，成为个体情绪散发的重要窗口。尽管很多杀马特青年在成长后都接受了进厂打工等社会生活的规训，但在成长过程中却完成了风格化的文化表达。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认为，对文本和实践的分析必须考虑到生产这些文本与实践的历史条件。有一些观点更是认为，还应考察相应的消费过程与接受情况的历史条件。随着社会的发展，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全面小康社会如期建成，小镇和乡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现今网络上的小镇青年的面貌和模样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杀马特群体作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断片，应当在网络空间文化史上留下一个印记。

群体性狂欢与网络空间的身份互认

囿于社会公德的规训，除却“申奥成功”“中国男足打进世界杯”等重大议题，相对小众的议题在现实公共空间难以用呐喊和嘶吼等激烈方式进行情感表达，此前EDG夺冠粉丝上街庆祝就引发了是否“扰民”的讨论，因而网络成为呐喊和嘶吼的理想空间，表情可以足够夸张，语法也无需规范，只要不触犯法律法规或违背道德即可以被允许。这种饱含国家民族荣誉感的狂欢，包括了朴素的爱国情感，也包括了青年亚文化因国家民族荣誉而进入主流语境的释放。

电子竞技一直以来都和“网瘾”等负面标签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在于沉迷游戏的案例和后果对社会大众感观上的冲击，另一方面则关乎社会主流视角对边缘认知的失真。实际上，电子竞技和玩游戏具有极大的分野，电子竞技已经成为杭州亚运会竞赛项目，其竞技性质得到进一步确认。另一方面，此前有电竞俱乐部邀请游戏爱好者参加体验营，众多学员纷纷“中途退营”，也将其与玩游戏更加割裂开来。此次EDG夺冠，不仅引发粉丝狂欢，更被一些主流媒体所关注，或可以看作为社会生活所承认。在雅克·拉康看来，我们从出生那天起就处于“匮乏”的状况之中，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想方设法克服这一状况，都在孜孜不倦找寻着“充盈”的瞬间。网络空间相对多元的价值为社会生活中被压抑的情感提供了释放的空间，缓解了社会生活中的自我焦虑、社交焦虑和社交压力，可以直接抛却身份而仅因一个简单单一的话题产生互动、形成认同，在片刻或短暂时间里产生“充盈”。在即将正式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前，《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推出创意互动产品《今天，发条微信一起点亮武汉》，用户点击海报图片，即可将武汉地标建筑图片由黑白变为彩色，实现“点亮武汉”的效果，成为刷屏热传的爆款融媒体产品。这种在重要节点将新闻传播与用户情感有效连接，使用户在参与互动的过程中，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实现了技术创新、内容传播和受众参与的高度统一，用户通过指尖点击的方式参与到中心议题，打破了现实时空的界限，从中获得了共时性在场性体验，形成了和武汉人民在一起的感受，释放了因疫情而压抑已久的情感。

豆瓣上有个创建于2019年2月的“考试失败垂头丧气互相安慰联合会”小组，其介绍中即有一句“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不够努力，只是缺少一点考试运罢了”的暖心话语。在这里，有网民分享自己考试失败的经历求得安慰，也有网民诉说面对考试的焦虑，通过“树洞”形式的空间，更多给予了网民心理阴暗面表达的空间，给负面情绪制造了一个相对可控的“垃圾场”，给了网民将其丢弃的机会，并创造性地施以转化，兜住那些因为困境快要放弃自己的人。有观点认为，动物在面对应激反应时，不仅仅只是战斗、逃跑或是对应激产生衰竭反应，还可能彼此团结起来。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基于自己的价值判断去喜欢他人或厌恶他人，在网络空间中亦是如此。当在社会生活或社会关系中遇到困难和差距，在网络空间进行“抱团”，在不同社会背景的个体间缔结了关联，形成了有机团结的社区形式。人们由于有着不同的社会生活而产生不同的偏好，当遇到相同偏好或境遇的他人时，更容易产生良性的互动。在个体面对困境时，通过找寻相同境遇的个体，不仅有助于负面情绪产生一定缓解，同时有助于处于相同困境的人形成有共同利益的、有自我意识的群体组织，并在群体内部产生互助行为，加强内部成员之间的团结和统一。这种感受传导到个体身上，会产生正向的力量感，网络空间为寻找相同境遇个体、做好负面情绪转化提供了更大便利。

以含混溢出既定文化秩序

在传统社会视角中，人们会认为某些文化比其他文化“更好”。诚然，各阶层惯习的特征来源于各阶层的社会条件，在皮埃尔·布尔迪厄看来，对“文化的”和“经济的”方面相对富有的人来说，更容易产生“闲适”“优雅”的观念，而更多面临生存的迫切问题的阶层来说，其惯习更多指涉“必需品的品位”，也就是基于“朴素实在”和“直截了当”。

我们应当渐渐认识到，这种观点有些过于激烈地将个体表现为既定阶层文化的纯粹产物，但尤其在当下网络空间，随着更多具有含混意义的文化产品创造出来，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在网络上走红便是很好的例证。其最初的《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将社会生活中的片刻点滴以传统意义上的高雅文化的形式呈现出来，将“朴素实在”“直截了当”的内容以“闲适”“优雅”的形式表达出来，这种难以区分高雅文化或是大众文化的样式，对既定文化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从传统观念来看，合唱属于艺术世界的范畴，一般由被定义为艺术家的人们围绕着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组织起来从事高雅文化活动，而接受文化活动的“阅听人”亦有一定艺术鉴赏水平。在保罗·迪马乔看来，在文化产业中所处位置不同的群体会基于不同的原则对艺术进行等级划分。艺术家试图通过使用“专业等级”来控制自己和他人声望的发展，例如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想将作为艺术形式的高等文化小说与女性写的流行小说区别开来。但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既定的文化秩序中含有的人为规制的因素，在当下网络空间显得并不那么有力。一般来说，文化客体通常是自行其是的，有时其内容异常丰富但解读却很困难，但在网络空间，无论是享誉世界的大师，还是艺术院校的毕业生，都要接受网民基于自身条件和判断能力的审视，而由网络空间得到的评判、传播固然攸关于艺术水平的高低，也关乎于网民的个体喜好。对于《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来说，无需对乐理知识、歌词创作谈出一二，只要一个简单的“好听”“有趣”就已经足够了。而对于合唱团的成员来说，原本人们对从事合唱工作人士“专业”地位的根深蒂固的期望也因其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而消解，成为对艺术世界高度专业化的反叛。

尤尔根·哈贝马斯认为，日常生活的社会世界——“生活世界”——已经被“体系”所遮蔽。约翰·霍尔、玛丽·尼兹在《文化：社会学的视野》中对此进行了解读，认为这种变化的出现部分是因为社会生活的体系理性化过程侵入了生活世界，我们的生活越来越通过科层化的政府体系，以及生产商品、服务和信息的企业体系组织起来，这一特征影响了环境、城市的特征、我们的食物、获得健康的方式以及治疗疾病的方法等。也就是说，日常生活的领域已经日益被外在的“体系”所组织，技术、社会力量等规定形成了一个对文化秩序的规定。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等的出现，与既定的意义和事物的体系相区隔，出现了并不带有强烈权力意味的难以称之为秩序的文化现象，去除了传统高雅文化世界中包含的特定展示场所、文化监控人、阅听人等，更重要的是，借此高雅和通俗已经产生了文化的混淆，或者说边界与以往相比显得更加交错。

于茫茫大漠中另造巴别塔

相较因社会生活中关乎金钱、权力、地位等现实因素和关系形成的文化秩序，在网络空间中，即使难以确定是否创设了一种新的文化样式，但至少和传统文化样式有明显的分野，可以说是在一个全新的领域有所创建，亦可以看作是文化的勃发。

在哔哩哔哩、AcFun等视频网站风靡一时的“鬼畜”视频即是其中的显著代表。其诞生之初，更多的是以对“严肃”的“嘲弄”而出现，和原有文本有着较强的关联，随着这种样式的发展，很多生产者开始以自身的文化立场对素材进行拼接，摆脱了原有文本的意义，成为全新的文化创作。“鬼畜”视频以解码的形式出现，又蕴含着编码的过程。视频制作者通过解码的方式将“正统”文化下的语言概念和社会理念进行解构，而外在夸张的效果背后，是青年对文化秩序的思考和自身价值观的表达。正如迪克·赫伯迪格认为的，其亚文化风格是作为噪音的美学，是由编码者与解码者的社会差异或文化差异所引起的，而发源则是由亚文化群体与主流文化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和阶级差异催生的。话语的生产和传递既可以强化权力，也可以破坏并揭穿权力，“鬼畜”视频出现之初，更明显的是作为噪音的美学而传播。对于作为噪音的美学的草根文化，其思考、理解、评价的方式和高雅文化一样都具有“创造性”，一样具有“艺术美感”。尽管“鬼畜”视频取材于传统的影视作品或新闻报道，但通过生产者的剪辑，绝大多数都已经完全无法表达其素材的本来意义，而是成为生产者表达其自身意义的鲜明载体。

和“鬼畜”视频相仿，表情包作为网络聊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却聊天时是不同于文字的表现形式，表达了情感、情绪与态度外，表情包的生产、使用都是解码和编码的过程。表情包的生产许多取材自电影、电视剧、动画片、新闻报道等的场景和人物，但对图像的原意进行了消解，根据生产者自身的表意需求重新进行编码，将自己的意义嵌套在原有的图像上，形成了杂糅的作品，这个意义有时甚至与图像的原意截然相反。“梗”是蕴含于表情包中的密码，也是“正确”进行解码的必要条件。能否“正确”理解表情包的内涵，也就是“梗”，是网络空间中能否互认的重要标准，仅仅凭借表情包的使用和交换，就能够确认是否是“自己人”，并由此产生群体认同，这能够给予友谊和一定的安全感。对表情包的理解，一般能够较为容易地穷尽其意义，也较少涉及到由于使用社会性的理解和欣赏的符号、惯例和审美观而具有的文化意义。表情包是明显的通过风格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统一认知进行反抗以展现真实的自己，宣称我就是我，而不是所做的工作或是扮演的角色。尽管在社会生活中可能“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员，但在网络空间中却是意义的生产者。通过风格方式的意义生产，对生产者个性产生了拯救，成为自我表达的重要工具。而通过表情包的使用，激发和解放了诸多个体的个体意识，使受众也充盈了“我与这个世界不一样”的感觉，用现代性术语概括就是“个性”。

诚然，在更高标准审视下，网络空间青年亚文化存在一定局限性，但我们在看到其缺点时，应充分考虑到其表征背后青年群体的成长环境、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等因素。正如格奥尔格·齐美尔所说，即使是最为普通、不起眼的生活形态，也是对更为普遍的社会和文化秩序的表达。同时，其中透露出的爱国、向上、拼搏等正向价值不可忽视，若加以合理的正向引导，将成为引领青年个人成长成才、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