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佳山：后冷战、泛科幻与中国科幻文艺的挑战

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与之相对应的是，科幻正在成为现实。但是，属于我们自身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却远远脱离我们当下的文学视野。这种文化困境的出现，正是由于当代中国科幻文学，在叙事方法和策略上仍然停留在20世纪独白式的乌托邦表达，在技术层面上并没有超脱出20世纪的现代主义美学的形式桎梏。虽然近几年，以《三体》和《北京折叠》为代表的中国科幻文学获得了世界性的认可，但是这种认可的评判标准，依然是建立在来自美国、西欧冷战年代的经验和传统基础之上的评价体系。正是在这种“后冷战”语境以及“泛科幻”话语逻辑下，中国科幻文学正面临着反思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和反思与资本主义全球化所伴生的现代主义审美范式的双重历史挑战。

1月3号，嫦娥四号最终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实现了整个人类历史上，首次月球背面的软着陆和巡视探测。这个具有整个人类历史节点效应的重大事件的意义，已经毋庸多言。

的确，随着我国科学技术在新世纪以来的爆炸式增长，在近年来“忽然”给了世人这样的印象——科幻正在成为现实，或者说，我国科学技术在当前的迅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走在了科幻的前面——射电望远镜FAST能接收到137亿光年以外的电磁信号，这个距离已经很靠近宇宙大爆炸的起源；全球首颗量子卫星“墨子”也成功发射，它将建立起连接中国和欧洲的量子通信网络，这将为构建全球规模的、真正安全的新一代互联网迈出第一步；长征五号在不远的将来，将携带重4.5吨级的火星探测器承担火星探测任务……

从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到刘慈欣的《三体》、郝景芳的《北京折叠》，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科幻文学即便对未来抱有着最夸张的想象，也很难料想到今天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高度，以及它深入到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程度。

当前，我国的科学技术正走在全世界的最前沿，很多领域甚至已经远远超过美国、日本和欧洲某些发达国家的现有发展水平，例如射电望远镜FAST项目保守估计也领先美国20年，2020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天宫”都将是人类唯一的太空空间站，与之相伴随的，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必然在不断地产生着美国、日本和欧洲某些发达国家所不具备和无法体会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然而，有些尴尬的是，这些属于我们自身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除了一些主流媒体的报道之外，并不在我们文学的视线和视野内，这也是当代中国所必须直面的一个文化困境。

科幻文学作为类型文学几乎是虚构性的现代主义文学在当下硕果仅存的一隅，不断地以自身的方式将当代中国的很多传统虚构性的现代主义文学已经无法包裹的经验和情感纳入到自身的谱系中；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科幻文学在近五六年来始终保有着相当的社会话题度，并呈现出不断升温的趋势。然而，尽管中国科幻文学在新世纪以来取得了长足进展，我们还是要清醒地看到，虚构性的现代主义文学几乎是唯一还在兴盛的场域，中国科幻文学尚远未走出现代主义文学所框定的范畴，并没有提供真正意义上“新”的文学表达和审美范式，其所依托的评价标准、体系也存在着结构性的问题。

1957年，前苏联成功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号”，其在迈出人类太空探索的第一步的同时，也正式拉开了冷战年代的太空竞赛的帷幕，并同时带动了冷战年代美苏科幻文学的兴盛、繁荣，分别出现了以阿西莫夫、萨根、海因莱因等为代表的美国科幻作家，和以别利亚耶夫、叶菲列莫夫、布雷乔夫等为代表的苏联科幻作家。所以，20世纪60、70年代，冷战的最高潮其实也是世界科幻文学的黄金年代，对科幻文学和科技实践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遗憾的是，冷战终结后，随着苏联的解体，以雨果奖等为代表的科幻评价标准和体系，逐渐被美国科幻文学界所垄断。包括刘慈欣的《三体》、郝景芳的《北京折叠》等在内的中国科幻作家的相关作品，仍然依赖于地外生命搜寻、宇宙社会学、角色扮演游戏、未来学、战略科学与跨学科智库等，作为冷战年代的美国战略应用文学存在的话语体系和理论资源，不过是冷战年代那些美国科幻文学的经典范本在今天同人写作意义上的世纪回响，还不是具有面向未来意义的文学作品。而且，在叙事方法和策略上，当代中国科幻文学也依然停留在20世纪式的独白式的乌托邦表达，在技术层面上并没有超脱出20世纪的现代主义美学的形式桎梏和泥潭。

因此，虽然今天对未来的想象可能有着比20世纪还要顺畅的描摹，但在当今中国乃至世界范围，这种局限在特定闭合区间内的科幻文艺格局和范式，远不能有效地整合当前正在发生的原创性的中国故事。中国科幻文学获得世界性认可的评判标准，也依然是建立在来自美国、西欧冷战年代的经验和传统基础之上的评价体系——不能说他们的标准完全没有价值，但其一定不可能充分适用于今天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很多领域都已经走在世界最前沿的中国，也更不应是中国科幻文学考量自身的唯一标准。

由于上述原因，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现有的主流科幻文学作品基本上都在表达从《阿凡达》《2012》，到《星际穿越》《火星救援》等更为符合美式中产阶级价值观的生态灾难，无论是发生在地球、太阳系乃至全宇宙，都不过是当下正处于全球性经济危机周期中的中产阶级趣味主体，对充斥在日常生活里的各种焦虑感的真切投射，并没有实质性的开拓出有别于20世纪现代主义美学范畴之外的表意空间和审美范式。

自“斯普特尼克”时刻以来，外太空探索从来就不是和谐的图景。从2016年开始，火星将进入到近地轨道周期，人类也将在未来10年内再次迎来冷战后的新一轮太空竞赛。而且，无需多言，这一轮发生在后冷战年代的新的太空竞赛，必然有着民族国家层面错综复杂的完整脉络和线索。

2010年初，奥巴马刚坐稳总统宝座伊始就叫停了小布什时代制定的NASA的“重返月球”计划。2010年6月28日，白宫正式发布了影响至今并还将继续发挥深远作用的新版《美国国家航天政策》，对新世纪以来的美国航天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这项政策调整的实质，是重新平衡美国军用航天和民用航天、商用航天的比重，在民用航天、商用航天中重新平衡载人航天、机器人太空探索和地球观测等的比重。

从那时起，美国政府为NASA新投入了60多亿美元，用于鼓励使用商业火箭，并至少将国际空间站的寿命延长至2020年，使NASA的工作重心从“重返月球”中抽离出来。这一政策调整不仅令新世纪以来一直在困扰NASA的经费紧张状况得到了极大缓解，也在尽可能的范围里调整了美国航天政策的顶层设计。

为了进一步释放民用航天、商业航天的活力，最大程度减轻政府财政负担，2015年奥巴马更进一步，签署并颁布了《美国商业太空发射竞争法案》，该法案涉及到美国民用航天、商业航天的太空探索的各个方面，包括未来10年内美国对国际空间站的承诺、取消对航天私人企业的各种限制并赋予私人太空采矿权等等。根据美国国防与航空航天咨询公司蒂尔集团的最新调查预测，从2010年到2029年，拟发射到地球或月球轨道或深空飞行路线上的航天器多达2229个。其中，民用航天器和商业航天器基本上平分了总额的77%，军事和大学航天器分别占19%和4%；而在民用、商业航天器中，大致有25%是执行国际空间站任务的载人和货运飞船。

从上述材料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美国传统的航天运载体系，正在从一个巨大的封闭系统逐步开放，其意义和影响也势必有着蝴蝶效应般的潜在影响。

对于美国政府的从“重返月球”到开放“私人太空采矿权”的一揽子政策调整，我们在不能陷入到阴谋论式的认知陷阱的同时，还要清醒地意识到这其中也并不是进化论式的单线条式的线性发展过程，在这其中有着复杂的博弈，也裹挟了不同层面的话语资源。在这个过程中，其始终以“泛科幻”的面目呈现在大众文化领域，也发挥着多重话语功能。

我们就以当前在大众文化中被打扮成“钢铁侠”的马斯克为例，来大致描摹一下当代资本主义的“泛科幻”图景。

2008年，在经历了三次试射失败后，马斯克的Space X终于成功发射了他们的第一枚火箭，这为他们带来了NASA的16亿美元订单。以美国的意识形态运作手法，一定要对此进行精心包裹和“易容”。因此，马斯克早在2012年就在题为《为什么我们可以打败中国航天？》的公开信中自豪地宣称，Space X的“猎鹰”火箭的一次发射报价只需要5400万美元，低于中国长城公司的“长征”系列火箭的6000万美元的报价，并以打败以廉价著称的中国公司为荣。在2016年5月6日，在陆地和海上成功回收一级火箭后，Space X实现了人类首次地球同步转移轨道火箭的回收，这意味着低成本的外太空商业开发越来越具有了现实可能，Space X更是以将通往火星的普通人机票压低到50万美元为目标。

而且在好莱坞事实性衰落，原创匮乏的情况下，在意识形态层面，好莱坞的功能也在美国政府的有意识的推动下，开始向硅谷转移。与冷战年代相比的最大不同点在于，在这一轮的太空竞赛中，跨国资本将扮演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而靶标就是火星。乔布斯也曾公开指出，马斯克在新能源汽车、太阳能城市、超级高铁、人工智能，特别是Space X的外太空探索领域的持续经营，将占领未来的文化想象力的高地。美国政府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将原有的冷战年代的国防工业的技术、资源和人才等一步步资本化，将探测火星等外太空探索任务转交给以Space X为代表的商业公司，并通过低价技术转让、大幅减税等优惠措施，在暗中支持以马斯克的商业帝国为代表的各类相关商业项目的创业。

然而，当代资本主义之所以呈现出了今天的“泛科幻”逻辑，并不是因为其找到了真正的新的发展空间，而恰恰是由于全球资本主义深陷在无法挣脱的整体性的经济危机周期内；所以只能通过从苹果到特斯拉、Space X，这些由科技迷思所编织的意识形态神话，来自圆其说地弥补其在全球范围正在失效的现实，进而维系自身的合法性。马斯克的商业帝国事实上也正深陷在类似中国乐视集团的泥淖中。成立于2003年的特斯拉，到现在总共也才卖出12万辆汽车，其平均年产量都不足万辆。而且为了实现年产50万辆的计划，内华达州的Gigafactory必须要在2018年就得能产出满足这一目标所需的锂电池——这相当于2015年全球所有的锂电池产能，更何况这还不是终极目标，他们还要在2020年实现150万辆的生产计划。从资金链到产能等，这其中的缺口不言而喻。

当然，这并不是什么例外，而是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常态，不过是全球新自由主义高科技版本。在这个意义上，特斯拉、Space X……“泛科幻”的话语逻辑，就是眼下从美国政府到跨国资本都死死抓紧的，能够保证当代全球资本主义还能相对平稳运行的，几乎是唯一一根救命稻草。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5年、10年、15年……以火星探测为代表的“泛科幻”话语场，将是中美两国展开全方位竞争的重要场域，而在这背后，则是谁能够引领未来的时代话语权争夺。中美两国也势必在这场剑指未来的征程中，展开激烈的文化话语权交锋。在好莱坞的创造力已经事实性的日渐衰落，好莱坞电影曾经所起到的意识形态样板作用，正逐渐转移到由美国政府和跨国资本所共同扶持和推动的，以硅谷为代表的当代科技神话的光环下，“泛科幻”的逻辑也将成为这个时代的基本逻辑。

因此，中国科幻文学在这个过程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于当下中国在世界范围争取文化话语权，就有着特别重要的时代意义。中国科幻文学既要警惕跨国资本将在地球上已经无解的资本主义逻辑和矛盾复制、转嫁到外太空的图谋，同时也要寻求根植于中国本土的科幻理论、话语资源，打破现有的由20世纪现代主义美学构建的审美范式。也就是说，中国科幻文学在当前世界的“泛科幻”语境下，正面临着反思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和反思与资本主义全球化所伴生的现代主义审美范式的双重历史挑战。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来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并不是简单地重走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中国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跨越式发展也注定了要对现有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人类科学技术成果有所超越，这些都要求中国科幻文学能够在折射、讲述这个年代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上有所作为。

然而，尽管近年来，包括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科幻文学界在世界科幻舞台还将受到更大关注，获得越来越大的话语权；我们还是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科幻文学现有的创作队伍、读者人群的规模、范围，以及他们所依托的理论资源、审美理念和接受心理等，相对于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泛科幻”话语逻辑的挑战而言，还有着相当大的距离。而且，在科幻电影在世界电影格局中也占有主导地位的现实语境下，以电影产业为代表的我国文化产业的平均文化工业水平，能不能将现有的科幻文学作品充分消化，乃至在科幻电影领域亦能有所贡献？进而，中国科幻文艺能否真正进入到当今世界的主流话语场域，设置中国科幻自身的文化议题，而不是参照“雨果奖”等事实上是来自美国冷战年代的价值标准，在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为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真正走出去作出相应贡献？恐怕这些真实、严肃、残酷的历史拷问，才是在短暂的喧嚣过后，我们不得不认真面对和思考的时代问题。

综上，正如“斯普特尼克时刻”开启了冷战年代的太空竞赛，2020年，后冷战年代的新一轮太空竞赛也即将揭幕——这个时代与上一个时代的最大区别正在于，“泛科幻”话语逻辑下的外太空探索会被迅速商业化，并和这个世界的大多数普通人发生日常生活意义的关联，其冲击力甚至可能并不在当下就能估量到的范围，整个人类的文化想象力都可能会受到极大影响乃至重构。如今历史的闸门再次开启，中国科幻文艺能否经受得住这场大浪淘沙的淬炼，就绝不是其作为类型文艺内部的理论问题，更是这个时代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能否真正走向未来的历史性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