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岂能只“抬轿子”“贴标签”？

近期，文坛动静不小。先是在上海，一场围绕李洱的长篇小说新作《应物兄》的研讨会让评论家们“吵了起来”，评论家程德培感慨，对话双方较真地“你来我往”，这样的场面已经“久违了”。

围绕文学所展开的观点对撞不仅让评论家觉得酣畅，创作者有所收获，也为业界注入一剂强心针。对于长期浸泡在鸡汤化、八卦化以及标签化的所谓文艺评论，犹如久旱逢甘霖，同时也映照出业界与公众对于当下文艺批评的不满足。在一团和气、一片赞美声中，谁来抵达文学的深处，带来真正与时代相呼应的文艺批评？

“文艺批评就应该以批评为主，这不该是需要展开讨论的话题。”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汪涌豪说，“文艺批评要建立权威并产生深远影响，首先要对文艺批评有敬意和诚意。在深入研究作品的同时，提升自己的理论学养，坚守批评家的独立性，出于公心给出真知灼见，才能赢得创作者和公众的认同和尊重。”

掷地有声的文艺批评让位于“抬轿子”和“贴标签”

“现在的作品一问世，千篇一律的好话、套话评论太多，什么‘石破天惊’‘十年来最好’‘当下舞台难得一见’‘个人艺术生涯巅峰’……事实上你把这些评论的定语稍微改头换面，把作品名字替换成另一部作品，也同样成立！”一位评论家对于当下“一团和气”的作品研讨会很不忿。

听惯了“抬轿子式”的赞美，真实真诚的思想交锋之声，自然显得尤为珍贵。开完《应物兄》的研讨会，程德培感慨：有的研讨会被开成了新书宣传会、表彰会，已经很久没有如此激烈的讨论了。要知道，中国文坛曾有过由一篇文学评论引起一场社会大讨论的现象，全民为纯文学而欢欣鼓舞。

如今，文艺创作繁荣，文坛和舞台均新作涌现。一些评论人反倒有些“招架不住”，相比于沉下心来写一篇文艺批评，他们更倾向于在各类研讨会间来回赶场。一本数十万字的小说尚未读完，虽能凭借“自身积累”和“长期观察”谈上一二，可其准确性与真诚度难免要打问号。“标签式评论”也屡见不鲜。一部新作甫一问世，评论人便急于贴上“当代红楼梦”“围城2.0”等标签。这样的标签自然夺人眼球，且不论作品水准能否与经典相媲美，时代的变化、作者的匠心，都被淹没在简单类比之中。

当然也不乏有“批评”的。可难免有人小心翼翼地拿捏着“好话”与“坏话”的比例，九句好话过后，奉上一句“挠痒痒”式的意见。拿某部舞台作品来说，问题的核心在于对文本内涵挖掘与人物表演塑造的关切少了，可是在那些“挠痒痒”的意见里，这里服装换一换，那里舞美色调亮一点等表面问题反倒频繁被提及。凡是建议，自有其道理，可其作为文艺批评的含金量无疑打了折扣。

长期被油腻的、应酬式的赞美包裹，创作者听不到真实有深度的文艺批评，自然对其日后发展无所助益。而缺乏掷地有声、言之有物的“声音”，无疑将文艺作品的价值拱手让位于市场营销语境的商品属性。一本新书出版后，在店家或书封等醒目位置永远绕不开成名作家、学者、商人甚至不相干网红的“联袂推荐”。精英对文学作品的推荐在读者心目中的分量被“畅销榜单”“知识付费产品”所替代。内容推介上，自媒体青睐“呕心沥血数十年”的励志故事，而展现一代人的精神风貌与深入体察时代特质的内容却不常有。

批评不等同于吵架、唱反调，有价值的认可甚至比批评更稀缺

当然，业界为近期敢于争论的文艺批评氛围振奋，呼唤有质量的批评之声。不过，批评不等同于倡导吵架、唱反调，为了批评而批评与“一团和气”同样是过犹不及。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看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评论家基于各自知识背景、文学观念，提出不同意见不是难事。而相比较之下，有思想深度的“认可”、有创作导向性的“总结”，甚至比一些批评更稀缺。他说：“我们真正缺少的，不是字面意思的‘批评’，而是有独立价值判断的文艺评论。”

文学作品中有多少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探求，文艺批评就该有多少启发更深入思考、更广泛共鸣的发问。1985年，韩少功以发表在《作家》上的一篇《文学的“根”》，提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表面上，以贾平凹、阿城和李杭育等作家为代表的“寻根文学”，是透过个体的真实经历去书写乡村；但在更深层次上，他们是在寻找民族文化、民族文学的自我，寻找散失在民间的传统文化价值，寻找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

时至今日，中国的乡村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少创作者已将手中之笔描绘这样的深刻变革，探求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背后的精神实质。评论界能否准确捕捉到这些作品的内容变化、群体风格与创作得失，并为他们命名、为他们发声、促进他们的创作，从而引发业界、读者乃至全社会的关注？这恐怕是文艺批评亟待关注和反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