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发公众文化自觉，知识分子责无旁贷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尼采在19世纪末的发问，在今天这个中国文化大发展的时代，听起来更加振聋发聩——这简直就是对文化自觉的一个精准有力的叩问。身处这样一个忧患丛生但也朝气蓬勃的巨大文明体内，每一位公民都应该深怀文化省察和确证的内心律令。但我们需要强调，知识分子，尤其是从事思想文化传承和文艺创造的知识分子，因其专业优长和社会功能，应该负有更大的历史责任。

文化自觉，不是粗泛的文化知识，更不仅是质朴的文化情感，根据费孝通先生的经典解释，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对其来龙去脉有充分的觉醒。费先生强调：“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这种觉醒的艰巨至少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作为以价值为核心，包括物质表达、制度规范和思想理念的复杂体系，需要足够的生活体验和思想求索，才能通晓大体；二是文化自觉超越了个体的生命自觉，是对民族（或团体）生活方式和核心价值的整体自觉和秉持坚守。因此，要实现文化自觉，既需要凭借深厚的知识和思想传统，也需要对社会生活的鲜活广阔的体验。既然如此，要完成这一过程，就少不了知识分子的深度介入和持续推动。

换一个角度思考。在当今时代，知识分子需要从更深远的历史背景上去理解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和所负载的功能。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普遍具有明哲保身的观念，激越如孟子也讲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们的确也有较大的社会空隙和回旋余地来安顿自己的人生和心灵。尽管如此，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的呼吁，仍然如洪钟大吕，震魂摄魄，这种积极用世的精神，穿越时代，放射出永恒的光芒。在现代社会，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现代组织和通讯网络深深地编织进时代的大网，没有人可以脱离社会的整体状态而独善其身。知识分子和整个社会的文化生命存在更深刻和敏感的链接，更需要从整体存在的意义上确证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就中国而言，我们今天要发展的文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这和传统时代的封建文化，和西方社会以资本为价值制高点的文化，存在根本不同。对我们来说，占社会绝大多数人口的社会大众是文化生命的主要载体，也是文化创造的真正主体。我们的知识分子就需要更加深情和忠实地拥抱好并融入这个载体和主体，才会使我们的功能得到最好的发挥，才能让这个职业散发出更动人的风采。

在当代中国，文化对公众生活的渗透更加细密，和人们的现实利益关系日益彰显，公众文化意识普遍增强，这当然是让人欣慰的。但是屡见不鲜的是，一些社会成员借着文化的名头，做着伤害文化的事情。轻则附庸风雅、追名逐利，重则招摇撞骗、贪赃枉法。我们的知识分子，有必要就纷繁芜杂的文化现象，就甚嚣尘上的文化乱象，进行深刻的观察和研判，以便清除其病菌和毒瘤，以维护整个文化肌体的健康发展。

人类文化史是一部不断自觉和更生的历史。雅斯贝尔斯所论断的轴心时代，从意大利发端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国历史上先秦百家争鸣、隋唐三教会通、宋明新儒学，都以文化上的整体觉醒，支撑了人类文明的重大转折。反过来，一个民族的集体蒙昧，所造成的文化停滞、文化自戕，甚至文明衰败，历史上也不乏其例。知识分子如果不能在最普遍的范围内，帮助公众实现文化的自觉，就无法促动民族的整体自觉，也就得承受现实社会中文化匮乏、文化失范、文化流失，所造成的痛苦。费孝通先生一生，不做纯书斋的学问，而是时刻关注民众的痛苦、时代的问题，不断思考中国文化的命运和可能。他80岁生日一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被人们视为“文化自觉”历程的经典概括，这实在也应该视为知识分子处理和公众关系的金玉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