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晶       来源于:中国文学网

“曼蒂博小姐想要和我做爱但她犹豫不决,因为我正式来说是个小孩;我是,根据记录,根据她的办公桌上的成绩册,根据校长办公室的卡片索引,十一岁大。这里有一个误解,我还没有澄清的一个。我其实三十五岁,我当过兵,我身高六英尺一,我适当的地方有毛,嗓子是一个男中音,我非常清楚知道该怎么跟曼蒂博小姐相处,如果她打定主意的话。”

近日,网友生煎孢子在微博上贴出陈东飚翻译的《巴塞尔姆的60个故事》中《我与曼蒂博小姐》一文的开头,强烈表示“要求剥夺陈东飚翻译文学作品的权利……请朋友们跟我一起来嘲笑这段中文”。该微博发出后转发上万条,引起众多网友对文学翻译的热议。

网友批评的声音集中于这段翻译“与机翻无异”“看了中文,就能一字一句还原出英语原文”,有人甚至提出质疑,“你知道你自己在讲什么吗?”“缩句后‘我是十一岁大’是神奇的语病”。然而也有了解《巴塞尔姆的60个故事》作者唐纳德·巴塞尔姆的网友指出,巴塞尔姆是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他的行文风格就是“戏谑、拼贴感的后现代风格,带有奇妙古怪的节奏感”。

唐纳德·巴塞尔姆一生写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曾从事新闻记者、杂志编辑等工作,获得多项文学奖项,被誉为美国“今日众多年轻作家的文学教父”。《外国文艺》杂志曾这样评价他:“用传统的眼光来看,唐纳德·巴塞尔姆的作品组合安排显得非常怪异,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和事件是不连贯的、分离的、脱节的、错位的,作者没有用逻辑的线条将一切理性地串联成一体,因此各种态度、情绪、观点杂合在一起。”认同陈东飚翻译的网友认为,陈东飚的翻译是忠实原文风格的刻意为之,“你可以看出译者的想法,虽然可能处理得不太好”。

事实上,陈东飚并不是翻译新手,自上世纪90年代起,他就开始翻译博尔赫斯的作品,他翻译的《博尔赫斯诗选》、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得到读者的广泛认可。为何此次关于巴塞尔姆的翻译,引发了读者们截然不同的反应?关键仍然是翻译的基本问题:直译还是意译?检索陈东飚的翻译作品,会发现直译是他的一贯风格,他关于直译与意译的一段文字为现在的翻译文本风格做出了解释——

“所谓意译,在我理解中,是把外国人写的东西译成仿佛是中国人写的,依照中国人的习惯和语感来组织句子,以求得流畅的阅读体验……所谓直译,是把外国人写的东西译成仿佛是外国人写的,追求词与词的对应,尽可能地再现原文的语序、语法、句子结构,在这里自由发挥的空间是极小的。在我以往(主要是诗歌的)翻译中,我是直译的实践者,因为在我看来‘怎么说’始终是‘说什么’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好的文学作品在语言和文体方面永远是独一无二的。”

不难看出,他翻译巴尔塞姆呈现的文本确实是刻意为之,而直译与意译之间选取的“度”的问题,成为读者们接受的关键所在。

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许在于这段翻译挑战了传统的汉语行文习惯。自严复提出翻译的三字准则“信、达、雅”以来,许多翻译者都在践行这样的标准。事实上,“信”所指涉的意义不悖原文是一切翻译的基础,文辞畅达之“达”与有文采之“雅”,更多是对翻译者发挥能力的要求。这种发挥,要求翻译者对翻译语言与母语的双重掌握(某种意义上更重要的是翻译者的母语能力)。也就是说,翻译者要在原文风格与汉语习惯上做一个转化、平衡。

陈东飚的直译,某种程度上是刻意采取了一种英语与汉语转化的“极端”,这种极端是为了让读者感到吃惊和好玩。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提出翻译“归化和异化”问题,“归化”是将源语本土化,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异化”是“译者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让读者向作者靠拢”,翻译上完全迁就外来文化。陈东飚的翻译似乎就是这种“异化”,规约的汉语自然可以让这段翻译显得字从句顺,然而他无意于此,他想要呈现的是原汁原味的后现代拼贴式行文风格,挑战读者的阅读习惯。

但不得不提出的问题是,完全直译的翻译或许呈现了源语言的文体样式、语言风格,然而翻译是否只需要将其直接搬过来,而不加转化的技巧、语言的加工?真正意义上,翻译又该如何转化源语言与母语的行文风格、语体习惯?这或许才是此次争论应该集中的焦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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