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作者：杨仁恺
客岁１２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陈方正教授通过文物馆长高美庆博士发出邀请，约我在今年二三月间前往作学术演讲，题目自拟，非常荣幸。
首先要说的是演讲安排的时间，正好是南国群芳竞妍，春意醉人的季节，对我冰封雪飘的北国人说来，别有一番感受。再说是演讲题目自选，使我不受客观范围的局限，可以就自己想要说的内容加以发挥，也许可望多少避免一点说教的气息。自然，一件事物无论如何总不能没有局限性，只不过大小轻重不同而已。
我搞博物馆工作四十余年，深知历史艺术科学的研究对象，浩如烟海，实难穷究，而且愈是深入，发现的问题愈多，亟待探讨的课题与日俱增。所以说，从事我们这一行的注定了活到老，学到老，这是由于事物本身提出的要求，谁也无法回避。况且，个人的生命有涯，每门学问都能精通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因此，就得有所分工，专攻一门，即使如此，也未必能探赜索隐，把每一个问题都搞得十分透彻。在博物馆古器物学中，我侧重中国古代书画史的研究。如果说是较其他门类简便省力，则大谬不然。任何一种学问，各有其自身难度，从表面贸然断定，必将失之偏颇，反而于事无济。这几句开场白，也许纯属多余。一般习惯作文开头，大都有自序或弁言，交代主题意识，使读者听者有一条线路可寻。于是，就我历年在接触古代书画作品中，所碰到的若干问题，有选择地提出个人的一些肤浅认识，就正于学者、专家和同道之前，抛砖引玉，不胜厚幸!
可不可以这样提问题：古代书画作品派生出来的鉴定活动后于欣赏行为?我国伟大诗人屈原在《天问》中观览壁画和东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都属于直观画面上欣赏范畴的文赋。到魏晋后卷轴书画日趋发展，鉴藏之风应运而起，东晋大画家顾恺之所撰的《云台山记》，亦与鉴定无涉。此处必须明确一点，即鉴赏与鉴定似属同一范畴，实则未必完全一致。
欣赏是从主观出发，自己认为符合审美条件的，能够移情悦目的，都可以随着爱好行事，他人不得干预。至于鉴定方面，尽管其中包含欣赏审美的成份，但它要服从书画作品的真赝为前提。也许真的未必如赝品“美好”，可是，此中存在一个客观因素在内，两者相混到了难于解开时，还是要服从真赝的判断。千百年来，为一些传世古代书画作出真赝的结论，谈何容易!据我们所知，历代著录对此都做过艰苦的整理功夫，取得一定的成就，正如上面所说，一切事物皆有其局限性，由于某种因素或材料不够完备，作出的结论，必然出现这样那样的缺失，可以理解。在这方面，我们不应责备前人，也不苛求今人，首先要有虚心谨慎的治学态度，勤于求证的坚持精神，如此，也只能做到少出误差。我说的虚心谨慎，不是放弃主观意识，与之相反，当你经过多少研究对比以后，自信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将导致相反的结果。
人们对欣赏非常关切，它可以移人情操，添快感，常使心情舒畅，裨益不浅。从事欣赏的人，往往逐渐进人鉴定的领域，但不等于所有惯于欣赏的人都可以臻此境界，主要是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强求。事实上，欣赏者的比例始终占绝大多数，而娴于鉴定者，毕竟还属少数。此种畸形现象，自有其历史根源，如何改变这个现实，固非轻而易举，一蹴即成的。在此，我须郑重声明，只是为说清楚两者的既相同又不同的关系，毫无重鉴定轻欣赏之意存乎其中。今天随着时代发展的要求，希望出现更多的欣赏者，有助于社会文化生活的提高，使人们的精神生活更富于情趣。关于这一点属于美学研究的范畴，非三言两语所能蒇事的，留待美学家去探索发挥。
此处，我单从书画鉴定方面提出一些看法。必须事先指出，鉴定对于书画史来说，关系至为密切，因为它主宰其真赝的命运。如果以真作赝，或以赝作真，都不能达到鉴定的目的。真赝事小，如被美术史和理论家引用，藉以论证有关重要问题，势必会得出相悖的结果。等于建筑一栋高楼大厦，其基层并不坚固，或者在一块沙漠地带，楼房自然建不起来，即使建起来也会倒塌的。由此来衡量它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话又说回来，鉴定并不是一切，它仅仅作为一种手段而存在，不是我们研究中国书画的最终目的。这一点，想必不至于引起误会。
我国书画鉴定，如上所述，先是从欣赏出发，逐渐进入辨识真赝的领域来的。因之，它本身先天就带有主观成份。欲从其中跳出，殊不容易。先决条件必须把丰富的经验通过理性的整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首先根据第一手材料，其次才是文献著录，最好是利用前人的成果，将其赝品和真迹对照，作一番比较研究，可望获致效果。历来的鉴藏家以及古玩店（包括国内北京琉璃厂、国外拍卖行在内）的专业人员，都是凭经验积累行事，像北宋米元章、沈括、黄伯思，元代赵孟頫、郭天锡、柯九思，明清詹景凤、顾复等少数专家，他们在著作或题跋中，都能据实立论，有一定说服力。时至今日，尽管流传的历代作品已逐渐遭天灾人祸而储存锐减，可是，客观条件已截然不同于往昔。所谓内府秘笈和私人珍藏，通过图像先后印制问世，国内外博物馆公开展出，此外，有关书画作品相继出版，对今天的研究工作甚为有利。
我们既看到有利的一面，亟需用它来加强并提高鉴定上的可靠性。如果条件成熟，群策群力，把书画鉴定推向科学的台阶，让有志于此道的人们，有所准备和借鉴，寻找一条轨迹，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也正是千余年来许多爱好者长期努力的目标之所在。今天，文博界在鉴定古器物如青铜、玉器以及陶瓷诸门类，先后运用碳素１４、光谱光、元素分析等科技手段，基本上解决了它们的年代真伪问题，惟独对书画作品尚难借助这些科学手段。不过，根据其自身的特点，总可以逐步攻克多项难关，只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早晚可望其成，并非虚语。
书画鉴定固然得力于经验，经验属于认识范畴。从哲学的概念而言，认识分两个阶段，第一步为感性认识，由此而进入第二步的理性认识，也就是相当于逻辑学上的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两个步骤，彼此的依存关系既分割又不可分割。有人停留在感性阶段，未可厚非；由此而欲达到理性阶段，却相当困难。但不是不可逾越，此中艰辛，过来人可以体会得到，有的未必能够言传。明乎此，我们在书画鉴定之先，思想上必须对各个时代的作品，要有宏观的理解，即时代风格的若干特征，要做到心中有数。假如有人请你鉴定唐代的作品韩滉《五牛图》，惟画上无作者名款（唐以前作品无署款之例），要求得出答案，怎么办?首先就是以原作所具备的时代风貌而定。根据敦煌石窟唐人壁画和卷轴作品描绘人物、走兽，画面极少衬托背景，造型结实而准确，每头牛的性格显示出各自的特色，其中正面一头的描绘手法尤为突出，说明唐代画牛的技巧已臻于至美至善的境界。再以宋代画牛名手阎次平、李唐作品对照，两者时代气息则大相径庭，泾渭分明。卷后赵孟頫三跋，经其所看到的唐画比较，肯定其为韩氏真迹。根据确凿，令人信服。同样为韩滉《文苑图》，原藏北宋内府，上有宋徽宗赵佶题签，画本身上又题“丁亥御札”，并押书，即大观元年（１１０７年）。因为上有赵佶的肯定，故历代咸以为唐韩滉真迹。但事实上时代风格已背离唐时画风，不能一味迷信赵佶，此类情形当不仅此，待在后面章节阐述。唐以前的书画作品鉴定，由于不具名款，只靠时代风貌判定，固然有一定的难度，如果资料掌握多了，自然能提高我们的鉴别能力。再如流传至今的北宋早期武宗元的《朝元仙杖图》，原是《宣和画谱》著录过的巨迹，靖康后散人民间，到南宋张子约家，却定为唐吴道子之作。迄元代初，赵孟頫认定为《宣和画谱》中著录之武宗元所画，有宣和印玺可据。南宋张子约乾道八年（１１７２年）将此图作吴氏笔，并非毫无根据。因武宗元技法出自吴生，且道家壁画粉本，世代相传，与一般创作有所不同，容易出现误差，可以理解。赵氏乃画苑董狐，故能独具只眼，洞察奥秘。
时代风格对鉴定古代书画的作用，上面列出几例，代表不同的性质，还有一些个别因素，留待后面探讨。这里，要回到书画家本人的作品风格予以论述。鉴定书画作品，首先是时代面貌的识别，也就是在宏观上必须作出的反映，惟每位作家各自存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单是依靠宏观就能解决问题的。因之，就得辅之以每位书画家作品上所表现出来的个性，亦即个人风格。对宏观而言，姑妄以微观为对称词。两者结合起来考察，在认识方面庶几得以趋于统一。单是统一起来，离开题解答仍有一定的距离。须知，个人风格，恰如其面，千差万别，所谓“文如其人”、“书画如其人”，当然指的是已经成名作家的作品而言。每位书画家大都有早中晚风格的不同，主题对象各异，使用纸张和情绪的变化等等，所有如此纷繁的因素，必需默识在胸，有如摄影的底片，用时从脑海中唤出，加以对照，不至于因一时客观改换，导致误差。例如明代吴门画家文徵明在赵孟頫大字书《苏轼题王诜(烟江叠障图)诗》后补水墨米家山水，作于正德三年（１５０８年），３９岁，固早年时所作，与后来成熟之作的风貌，判然不同。用它来衡量中晚期作品，岂不是缘木求鱼。远一点说，就五代董源本人的画风而论，并非一成不变，他的《夏景山口待渡图》、《潇湘图》、《夏山图》使用的是雨点皴、点簇为树叶，为其共同特色；他也另有一种画法，如《龙宿郊民图》（题名待酌）、《溪山行旅图》、《溪岸图》以长线条的“披麻皴”或名“麻皮皴”为主。山峦重叠，上面三图与一片江南平远之景有所不同，可是细寻用笔和总的面貌则是统一不悖的。考虑到画卷和立轴的形式，作者在构图上作不同手法的处理，应当从中找出它们之间的共性。再如南宋画院梁楷的风格，他的《八高僧故实图》和《释迦出山图》来自李唐流派，而《泼墨仙人》和《布袋和尚》以减笔描法出之，两者大相径庭。个性的转变，盖有其蛛丝马迹可寻，可从中查找它的脉络。
关于这方面的具体实例，不胜枚举，它揭示出古代书画鉴定的前提，务必把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两者了然在胸，灵活运用，方期在实践中发生有机联系。它好似航海中使用的指南针，离开它就会迷失航向；又如盲人瞎马，不知所归。
掌握书画的时代风格和每位作者的个人风格的重要性已如上所述，但不等于万事齐备。须知鉴定本身从属于实践，经验是从实践中来，积累多了，自会形成认识上的质变。所以说，书画鉴定本身属于社会学的范畴，它是科学，有轨迹可寻，从前还没有人大胆提出这个命题。由于长期囿于欣赏的领域之中而不自知，甚至被别人讥之为“望气派”者有之，“著录派”者有之，就是不肯进一步从认识论的角度将其提高到科学的地位上来，实属令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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