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国民俗文化网

  校注组最终决定新校本《红楼梦》前80回以庚辰本为底本,参考其他10余种早期抄本及程高本,后40回则以程甲本为底本。“《红楼梦》以120回的面貌流传了这么多年,如果只有早期抄本的前80回,应该不会赢得那么高的地位,所以还是选择用120回的来满足读者的需求。”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此次新修订版专家之一孙伟科介绍。

  孙伟科认为,后40回最重要的是把两点保留了,一是贾宝玉父子矛盾的悲剧,贾宝玉不按家族的要求光宗耀祖,最终离家出走;二是宝黛爱情的悲剧,后40回把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的矛盾保持了。这两个矛盾是《红楼梦》里最主要的矛盾,把这两个矛盾保持到底,是后40回的贡献。

  “《红楼梦》后40回一些情节,虽然不符合前80回的线索,但有一些章节写得相当不错,最重要的是完成了《红楼梦》的悲剧结局,这在中国古典小说当中是非常了不起的。”张庆善说。

  为一个词争得面红耳赤

  “从来没有那么多红学家为一部书的校注聚在一起!”采访中,谈起当年校注组的工作,不止一个人向记者感叹。

  冯其庸、李希凡、刘梦溪、吕启祥、孙逊、沈天佑、沈彭年、应必诚、周雷、林冠夫、胡文彬、曾扬华、顾平旦、陶建基、徐贻庭、朱彤、张锦池、蔡义江、祝肇年、丁维忠,7年里,先后有20位红学领域的专家参与校注,共整理校记6000多条,实际采用1000多条,撰写注释3500多条,实际采用2300多条。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堆放着各种文献书籍的办公室里,编辑胡文骏为记者翻出了学者们当时的原始发稿本,上面有多位专家的勾画与批注。“已经很难辨认是哪些专家的笔迹了,但可以看出他们当时的工作状态。”胡文骏说。

  “校注组主要有三方面工作,一是标点断句,二是校勘,也就是文字的订正,还有就是注释。”张庆善告诉记者。

  当年,在恭王府前石狮子的右侧,有一座叫琴楼的楼,里面每间房都小小的,有一床、一桌、一椅、一书架,校注组刚成立时,专家们就在那里工作,一人一小间。多年后,李希凡在《往事回眸》中回忆:“上午校订,下午阅读,校订是大家在一起,读出各种版本的每一句话,斟酌取舍。”他这样形容在琴楼的日子,“似是到了‘世外桃源’。”

  如今,琴楼已被拆除,但吕启祥仍然记得当时工作的情景。在校勘过程中,大家坚持己见,寸步不让,常常为了一个字、一个词争得面红耳赤。“究其原因,不外是为了坚持自己心目中的‘原著面貌’。”

  工作中,与吕启祥相处时间最长的学者是陶建基。吕启祥曾在新校本《红楼梦》出版25周年的纪念文章中,回忆这位“端方正直”的老先生:“陶老年纪大,身体也不甚好,可愈是琐碎吃力的事,他愈是认真落力去做,一次查找《不自弃文》的出处,为了赶时间,他不避暑热路远,大礼拜天乘公共汽车跑到北图,找出《朱子文集大全类编》,从卷二十一《庭训》里把《不自弃文》全文抄录下来,字字清晰,一笔不苟。”

  吴世昌、吴恩裕、吴组缃、周汝昌、启功等老红学家担任校注组顾问。那时启功居住在小乘巷一间陋室中,吕启祥曾回忆起去他家求教的情景。“那时,为了《红楼梦》校注的事,我大约隔些日子便会到小乘巷启先生家中去。记得是一个很小的院子,院角有一株芭蕉树,先生住其中一间平房,屋内泥土的地,纸糊的顶棚,已经破旧,上有耗子穿梭游走,冬天生一个炉子,一把藤椅已年深月久,跐牙咧嘴,扶手上的钉子突了出来,坐上去要十分小心。”

  为了注释《红楼梦》中妇女的服饰和配饰,校注组的专家们曾到故宫珍宝馆参观实物。为了弄清楚书中提到的医药、器物,他们请教了医药界与故宫的多位专家。书中每条注释的确定,都经过多次商讨,并力求找到典故或史料的最早出处。

  经过7年努力,1982年,新校本《红楼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逐渐成为影响最为广泛的《红楼梦》读本。据胡文骏介绍,40年来,这一版本《红楼梦》,普通版、珍藏版、大字本、有声版等各种形态加在一起,累计发行近1000万套。

  四十年打磨不寻常

  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时,“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十年辛苦不寻常”。努力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新校本《红楼梦》,40年来也经历了不断打磨的过程。

  “校勘《红楼梦》的根本目的,是要努力接近曹雪芹原著的面貌,给广大读者提供最好的通行本。”张庆善说,“这样一个本子需要根据红学的发展,不断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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